社会科学报 | 朱军：“从中国发现历史”：城市意象写作的精神源流

作者 | 2024年新澳彩全年资料    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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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査德·利罕曾经在《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中指出，城市与城市文学具有共同的“文本性”。阅读城市与阅读文学的方法类似，从笛福到品钦，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重要方式。意象写作无疑是这一“共享模式”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一种，成为中西城市书写的重要交汇点。

茅盾都市现代性书写不输于新感觉派，他以极具魅力的语言和韵律展现了上海的迷失感。与“迷失”相交织的往往是“死亡”，因此郁达夫也将上海看作“Dead City”。“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在魔都上海，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是迷失于大都市的浪荡子，无论茅盾、郁达夫、郭沫若、丁玲等革命知识人，还是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以“现代”自我标榜的浪荡子，都无法摆脱“肉与死”的纠缠与迷恋，也因此能够真实地洞察“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命运，记录下人在人造之物面前丧失主体的担心和忧惧，以及从废墟中看到的爱欲、物恋与美。

本雅明曾经将波德莱尔为代表的都市书写者描述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尽管中国城市作家也深受波德莱尔影响，但其中对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解还是有明显差异。五四颓废主义也并非遵循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区分，也缺少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更多的是不遗余力对现代性的鼓吹，史书美因此认为中国的都市书写可以看成相互包含的现代性。

东西城市意象的接驳，集中体现在城市意象与中国抒情传统的结合上。施蛰存是中西意象论结合的重要代表，他不仅是新感觉派和现代主义城市写作的主将，也深具中国传统美学修养，更是西方意象论诗学的重要传播者。施蛰存说，“英国和美国两部分是1928至1935年间所译，那时正是意象派流行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流在美国被称为‘新诗’的作品，因而我所译的大多是意象派的诗”。因其大力传播与实践，意象派诗歌风靡一时，以至于大量雷同的来稿让施蛰存担心《现代》杂志的多样性受到损害。

《现代》诗人共同的特征在于“擅长运用形象思维，往往采取一种若断若续的手法，或说跳跃的手法。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不用逻辑思维的顺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隐晦”。在施蛰存看来，这样的意象派诗歌才是真正的诗，也即“纯然现代的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折射。现代派诗学是城市意象的产物，代表了“城市之物”与“现代之情”的集结。现代上海的诗性写作由形象思维而激发，概念跳跃、若断若续，显得新奇而隐晦，因为城市意象本身并非一般理性语言和逻辑性参照系所能理解。

新感觉派的都市书写与《现代》中的诗歌异曲同工，前者呈现为一种弗洛伊德所谓的“言语模仿症候”，是精神分裂症的、错乱的“词的色拉”；后者则大多没有韵脚，句子也很不整齐，不过，正如施蛰存所说“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城市意象突出表达了独特而断裂的空间感受，但意象的营造往往又有其潜在结构，有其内在的语义关系，只不过在表层上省略了许多语义的衔接过渡，所谓的“新感觉”便是试图捕捉“现代”稍纵即逝的空间与情感意象，代表了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高度杂糅的复杂都市体验。他们是波德莱尔城市写作忠实的实践者，追求颜色、芳香和声音的呼应与契合，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热狂，演奏出感官达到极端的敏锐与紧张时合奏着的同一的情调。

这些感觉意象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尽管新感觉派最钟情于城市的视觉冲击。正如韦勒克·沃伦所指，不仅有“味觉的”和“嗅觉的”意象，而且有“热”的意象和“压力”意象，也包括“动觉的”“触觉的”“移情的”等。不论是诗人的反常心理性格引起的，还是文学上的惯例引起的，“联觉意象”都能把一种感觉转换成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和词的色拉”及其“言语模仿症候”遵循的是“乖异的矛盾语法”。“光、热、电”“战栗和肉的沉醉”等意象本来是视觉的，现在则表达出一种气味、一种旋律、一种景观，这是对波德莱尔“通感”的模仿，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兴象”的影响。

施蛰存只发表了6首“意象抒情诗”，其实曾作25首，代表其结合中西意象观的尝试与实践。作为方法的“意象抒情”，当不局限于现代派诗歌，而深入到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都市文本之中，构成了乡土与城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接驳的重要桥梁。“意象抒情”沟通了中西意象观，亲近于乔伊斯“中国式精神分析（变态）”之说，按照陈世骧的理解，“中国式精神变态”代表楚骚传统。谈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及其相关创作，现代文学史上施蛰存首屈一指。“意象抒情”正是中国式感觉意象的高度凝练，不单是对声光电、火车舞厅等外在现实的捕捉，而是着力于inside reality （内在现实）的开掘，这从施蛰存与新感觉派其他几位作家的分歧中便可以看出。

中国的现代主义文本从来都不是跟西方现代主义亦步亦趋的，上海书写的“新感觉”并不只是狭义的“新感觉派”，而是含有对现代城市书写整体美学风格的敏锐观察。借助“内在现实”贯通了“都市新感觉”与江南、梅雨、渔火、桥洞、黄昏、吴娃、撒网、六和塔、未眠人等古典意象，各种感觉和意象之间的和谐呼应，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达到高度统一。“意象抒情”揭示了“物”与“情”在“现代”中高度集结，统合了现代主义与江南文化两大诗学传统，及至今日仍然具有高度的生命力。以格非、苏童、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王宏图等为代表，“江南”与“晚明”作为核心意象在当代城市书写中彼此重叠，构建了“现代（性）”在中国本土完整的流变史。

这背后不仅有中国作家对“古典”的迷恋，更隐含了对“现代”的探求。面对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中国作家逐渐认识到，并非只有以“西方冲击—中国反应”为表现的单一现代性，“现代的诱惑”也并非只局限于殖民地上海，“江南”与“晚明”作为中国“早期现代”与“抒情传统”的象征，代表了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他们试图在城市化、商业精神、市民文化、物质美学、世俗人情、时尚艺术、大众文化、妇女生活的历史追溯中，在更为广阔与纵深的层面“从中国发现历史”。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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