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已走过七十年的光辉历程，而今又迎来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第九届中非合作论坛等重大事件。作为重要政策的对外援助在推动中国和受援国共同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也不乏来自国内外的质疑。七十年再回首，充分认识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有助于充分利用和发挥对外援助的功能，推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实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推进。
准确认识历史上的援助和援助竞争
从人类历史看，国家形成以后的互帮互助并不罕见。但从前的实践大都是用于面对共同敌人或应对特殊灾难，是临时性的、偶然的。二战后发展成型的对外援助指向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经贸能力提升，与从前的临时性援助大不相同。但必须看到，对外援助的诞生是主要大国之间影响力竞争的结果，它天然地带有援助竞争特点并构成世界援助竞争格局。
二战后，最早的大规模对外援助始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其初始动因是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后取得优势，美国担忧丧失在欧洲的影响，决定以大规模对欧援助来遏制欧洲国家的向左转势头。当然，大规模对欧援助也支持了这些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和贸易发展，产生了以援助促进发展和贸易的效果。由此，国际社会也将对外援助美化，称为发展援助。但事实上，马歇尔计划蕴含的美国国家安全动机和竞争目标是极其鲜明的。面对美国援助的竞争压力，苏联也实施了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逐渐扩展到新独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在提升苏联影响力的同时于受援国发展不无裨益。美苏两大阵营分别实施的对外援助构成了冷战时期全球援助竞争格局的底色。
欧洲国家从战后创伤中恢复后，其对国际市场与外经贸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加入全球援助竞争格局的外在压力同时出现，这些欧洲国家乃至亚太区域的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先后进入世界援助竞争格局。这一格局有两方面竞争目标：其一是在冷战氛围中，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对外援助往往作为补充美国援助影响力的角色出现。其二是在特定援助国与其他援助国之间的援助竞争中获得优势，或至少不落入劣势，以便从特定受援国的经贸关系中获益。但欧洲国家的对外援助还具有特殊性，其更多援助前殖民地或具有长期历史联系的国家。在1950—1960年代的民族解放大潮中，非洲、拉美和亚洲大量的前欧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前宗主国丧失了直接剥夺殖民地利益的工具，而对外援助则依托长期殖民建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维持或促进前宗主国的经贸关系优势和隐藏的、剩余的剥夺能力。当然，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对外援助也产生了效果不一的对受援国发展的可能促进效应，这是我们观察援助功能和效果的两个重要侧面。
到1980年代末，随着苏东剧变和苏联援助竞争威胁的消失，激励美国及其他传统援助国援助供给的动机大大削弱，国际社会迎来了对外援助金额大幅下滑、发展援助极不受重视的十年，但发展中国家对援助的需求极为强烈。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曾正式确定发达国家应将其援助提升至占国民收入0.7%并在1970年代中期兑现的要求，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未能兑现“0.7%规则”的承诺。全球发展援助的匮乏和1980年代末援助竞争格局的突变赋予了传统援助国更大的话语权和垄断力。西方国家以援助为诱饵和工具，强加政治条件到援助中，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自主权，也削弱了对外援助的发展效应，成为全球对外援助事业的最突出问题。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贡献
中国的对外援助起步于1950年代对越南、朝鲜等国独立初期反殖民、反侵略斗争的援助，发展于1960—1970年代对广大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早期的中国对外援助一方面用以反制乃至破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临近战略压迫，保障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侧重以对外援助支持受压迫和殖民的亚非拉国家，以其政治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及对新中国的政治承认和相互支持，实现对西方国家政治控制的松动和破除，为新中国获得应有国际政治地位并支持经贸活动开展提供助力。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贡献是，它支持并最终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推动大量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消除对中国的疑惧，开拓同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并最终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冷战背景下的美苏援助竞争格局和底色的变化提供了强大的结构性推动力量。
更重要的是，作为新援助者的中国出现在国际社会，既不像美苏那样将援助作为实现自身霸权和影响力的博弈工具，也不像其他传统援助国那样借援助之名来维护旧有的殖民或剥夺式利益关系，而是在平等基础上，以无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带来了新的援助理念，切实提升了国际援助市场上的竞争性。在周恩来总理1963—1964年访问亚非欧14国途中阐发的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基本原则”中，“平等互利”“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的郑重承诺提供了新的对外援助理念，并持续贯彻转化为新的援助实践。同时，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大大增强了广大受援国寻求外部援助时的可竞争性。周总理在听取关于援建坦赞铁路汇报时也指出，“如果让那些西方国家知道我国帮忙援建坦赞铁路，相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如果他们其中有人加入进来……对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是一种帮助”。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也趋于快速增长，与1990年代西方国家大幅收缩援助规模形成鲜明对比。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援助竞争格局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动态演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与国民经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贸易增长和国力增长给予了支撑中国对外援助增长的新能力和内生需求，以援助促进与受援国间的经贸活动开展具有更强的现实可能性和战略重要性。然而，“9·11”事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等又激发了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增长，以及通过援助提升影响力的实践；2010年后，以针对性的援助给予来抑制或对冲中国“影响力”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导向。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除对外援助规模继续保持较快速增长外，党的十八大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贯彻正确义利观”，要求对外援助应更注重公平正义，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应将受援国发展放在第一位、自身获利为第二位，这与发达国家片面维护自身利益的援助理念明显不同。与此同时，中国还设立多项对外援助基金并推动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多方参与，共同致力于发展援助事业。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援助国合力推动了全球援助和援助竞争市场的结构性巨变，倒逼西方国家及受其影响的国际机构减少援助附加条件和贷款限制，产生了明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受援国）的发展援助新格局。
中国对外援助的未来使命
长期以来，国内外存在着对中国援助的种种猜疑和误解。公众较多的质疑在于，相当规模的对外援助投向发展中受援国，会对中国产生何等益处和影响。
抛开前已讨论的国际援助竞争格局不论，单就经贸关系而言，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发现对外援助能有效促进援助国-受援国之间的贸易。其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援助有助于改善援助国与受援国间的政治关系，产生偏向于援助国的“开门”效应，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解决贸易争端、削减贸易壁垒并增加贸易准入。其二，援助有助形成改变受援国国民消费偏好，对援助国商品的偏好会形成“亲善”效应，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其三，援助对应的收入转移会产生“收入”效应，会增加受援国居民消费并促进偏向援助国的进口增长。将以上三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外援助对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正面影响不言而喻。
因此，中国社会应充分评估中国援助的价值并给出足够的支持。除上述的贸易效应外，对外援助还会推动受援国发展和供给能力建设，这有利于受援国；促进受援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以及进出口规模增加后，中长期也有利于不同的援助国。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尽管主要援助国间存在援助竞争，但特定援助国的援助会产生有利于己的贸易转移效应和有利的贸易创造效应，对竞争者的净效应不是负面的。这就提示我们，尽管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有很强的援助竞争目标和自利动机及行为，但中国援助仍能在客观上推动竞争、形成发展效应的“合力”，产生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援助效果。
同时，对外援助也有益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对外援助事业中，大国负有特殊责任也享有特殊收益。只有拥有庞大经济规模、强大生产能力和开放经济的国家才能通过援助与贸易、投资的互动满足受援国对多样化产品的进口需求，才能提供足够的资本、适用技术和大市场支撑对外援助的发展效应，援助国与受援国间存在的比较优势差异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并造福于两国人民。回顾援助史可知，二战后的美国曾利用对外援助实现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以大国的角色和承担塑造了以往的援助竞争格局。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以要素和市场良性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并塑造、开拓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利国际环境和援助格局。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中国没有理由不主动将援助竞争格局导向发展底色，没有理由不引导多方合力参与发展援助事业，没有理由不倡行“济危扶困”和能力建设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一切对中国援助的质疑都将在共同发展的鲜活现实中黯然失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3AZD008）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2022BJL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2024年新澳彩全年资料商学院 孙泽生/教授 张元峰/研究助理 赵红军/教授
《社会科学报》总第1875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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