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何以可能？——中山大学哲学系黎红雷教授在法政学院的演讲

一般地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古代的哲学包含了各种学科门类，它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总和，后来各种学科逐渐从中分离出去。那么，今天的哲学还剩下什么呢？那就是人的问题，也包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这是哲学的永恒课题。无论科学怎么发展都无法把握这个问题，这只能到哲学中来解决。

    “人是什么？”，古往今来有各种说法，可以归为五种理解：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物；人是有感情和理性的动物；人是有道德的动物；人是有组织的动物；人是有价值追求的动物。这五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的本质，体现了人类生存的不同状态：（1）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物，人处于一种自然化的生存状态。（2）作为一个有感情和理性的动物，人处于一种情理化的生存状态。（3）作为一个有道德的动物，人处于一种道德化的生存状态。（4）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动物，人处于一种组织化的生存状态。（5）作为一个有价值追求的动物，人处于一种价值化的生存状态。对这五种状态的反思分别引发出了五种道理：生之理；心之理；伦之理；治之理；天之理（即中国古代的天理）。这“五理”就是哲学研究的范围。因为生命之前是一个自然物，所以“生之理”前面有一个“物之理”。自然物包括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而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物，所以他是一个生之理，而其它自然物则是物之理。物之理是科学探讨的内容，狭义的物之理就是物理学科，广义的指自然科学。在“天之理”之后有一个“圣之理”（即人们不仅要追求自己现世的价值，而且要追求永恒的价值），这是宗教信仰的领域。

     对“五理”可以作如下的说明：（1）生理学是科学的领域，但是对生理的深层次思考则是哲学家的任务，如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和死的问题，还有生命现象的本质是什么等。（2）孟子说“心之观则思”，把心当作思维。宋明理学家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佛教唯识宗的“八识”，其中“阿赖耶识”。显然狭义上的心理学对此不能回答，只能由哲学家来回答。（3）伦之理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4）治之理探讨人作为社会动物的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5）天之理，特指人类对抽象价值的思考。到目前为止，哲学家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就是真善美。但我认为“和”（和谐）才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它渗透在真善美之中。（人类的价值追求中还有一个“圣”，追求超越永恒的、超越肉体存在的价值，这已经进入宗教的领域。）

     由“五理”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哲学，即生理哲学，心理哲学，伦理哲学，治理哲学，天理哲学。这就是我所谓的“五理哲学”，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哲学的基本的领域，是我的哲学观。在“五理哲学”中“治理哲学”即“管理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我通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挖掘所发展出来的哲学思考的新的层面。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管理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了。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到，先秦六家（阴阳、儒、墨、道、名、法）有一个共同点，即“此务为治者”。可见中国哲学在其原创时期（先秦时期）把治理国家、治理社会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进行了充分的哲学论证。

    “治”就是“治理”，早年各国用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后来用management( 企业管理)，20世纪末21初整个世界流行用governance。现在这个“治理理论”是全世界最热门的理论，如：企业治理，公司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全球治理。对于这种活动，以前我们古人用“治”；后来用西方的“管理”，把原先的“治”又译成“管理”；现在西方用“governance”，我们又用“治”来译“governance”。可见在中国“管理哲学”与“治理哲学”是没有明显区别的，“管理”就是“治理”，它们的本质和基本行为是一致的。但是当代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把“政道”和“治道”截然分开，他认为：中国“治道”已经达到了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境界，但是“政道”一无是处。根据我的理解，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治道”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治道”与“政道”是紧密相连的。“治道”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它首先是一种基本的理念——如何看人、如何看社会、如何看国家。“道”是对人、社会、国家乃至对宇宙的根本理解，在“道”之下才可能有“技、艺、术”一类的东西。“技、艺、术”的东西都是“用”的东西，而“道”是“体”的东西。把两者截然分开，不利于挖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中国哲学是一种有本体的哲学，首先有“大道”，然后才可能有“治道”。“治道”不仅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更是一种本体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管理”的看法是一种哲学的思维，通过一种普遍的思维找出管理之道。

    “管理”就是人类为了一定的目标进行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现代的管理科学从20世纪泰勒开始，都把“管理”理解成是“管人”。中国的管理哲学则是从“管自己”开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己正人”，“内圣外王”，没有“内圣”就不可能有“外王”。“管自己”是中国的管理哲学的出发点，“管自己”就是“管我”；那么“我是谁？”“我是人”；“人是什么？”；“人性是善是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管理活动的基本前提，中国管理哲学对此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智慧资源。中国注重“内省”，然后是通过自己来建立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中国的管理本体也在于人的自我反省。能管好别人的人，也就是把自己修养好的人，这就是“修身为本”。

    但我认为“修身”只是管理的起点，不是管理的全部。中国强调“管自己”，强调“修身”，这是优越于现代管理科学的地方。但是中国过分强调修身，过分强调“管自己”，因此“内圣”相当发达，“外王”则相对薄弱，因此中国人的“治国平天下”就不太成功。传统社会之所以出现这些偏差，是与人们对儒学的理解的偏差有关。儒学经过几千年的诠释已不是儒学原初的状态，而是“五四”所要打倒的“孔家店”（是被宋明理学构建起来的，这是小人儒的儒学）。其实孔子奠定了儒家的基本原则——“内圣外王”；孟子侧重发展了“内圣”；荀子侧重发展了“外王”。先秦儒学是孔孟荀三者并举、三者并重。但唐代的韩愈认为：荀子不是纯粹的儒家，是“大醇小疵”，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包括宋明理学。从此中国人越来越走向“内圣”的自我封闭，民众也越来越讨厌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大战临死抱新王”的儒生。

    当代儒学如果还是接着宋明理学的“重内圣、轻外王”路子，那就很难找到它的地位，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激烈变动和挑战的社会。先秦孔孟荀是经典儒学；汉代董仲舒是对儒学的政治哲学的诠释；宋明理学、程朱陆王是对道德哲学的诠释。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对儒学做管理哲学的诠释，才能面对当代的挑战，这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管理哲学在经典儒学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依据。儒家历来有一个“为帝王师”的传统：《论语》中关于孔子与弟子的“闻政”、“问政”、“为政”的记录，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治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而设计的政治管理模式；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更不用说；就是以道德哲学面貌出现的朱熹也有大量的“政”论。当代新儒家冯友兰的《应帝王》，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也都是讨论管理学问的。但他们都只是接着宋明理学的 “内圣”的路子，这是有问题的。牟先生讲“内圣开出新外王”，从儒家的道德传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这怎么可能呢？“内圣”和“外王”本来是一个整体。过去我们把它割断了，现在我们将其整合起来。我们应该挖掘一切传统的资源，为我所用，为今所用；我们也要吸收国外的一切宝贵资源。亚里士多德说：“受哲学家规范的人永远富足”。柏拉图也提出“哲学王”的主张。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涉及到哲学与经济管理的关系的话，那么柏拉图的这句话涉及到哲学与政治管理的关系。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也提出：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这里的生活包括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活动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活动。作为哲学家必须对所有的活动进行思考，作为普通人也必须思考。这些思想与早期中国的儒家“内圣外王”理想都是我们管理哲学的宝贵资源，我们当代的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挖掘这些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管理哲学理念。（黄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