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 张蕾：“童鞋、稀饭、520”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语言逐渐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并对汉语本身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出现了诸如“打call”“童鞋”等新词语。这些新兴缩略词、混合词、字母词、谐音词等，不仅在网络上大受欢迎，也“走俏”于生活的各种场景中。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新兴词语，是否需要对它们进行一定的规范，本期，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谐音是新词产生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在新媒体手段的助推下，谐音词的数量与日俱增，《人民日报》中也出现过谐音词“神马（什么）”（海外版2010年12月29日），但对于控制规范谐音词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歇过。2007年，北京市就出台了相关规定，禁止在广告中出现如“百衣百顺、食全食美”这种谐音成语；2010年，上海高考阅卷中心组特地通过媒体向考生发出提醒，称诸如“神马、有木有”这样的谐音词不能进入高考作文，否则将会以错别字论处。

　　“谐音”就是“字词的声韵相同或相近”，也有人认为谐音“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引发人们联想的一种修辞方式”。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从“音、形、义”的角度归纳过借由谐音达到双关效果的类型。通过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产生出新词，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谐音词，包括普通话词语谐音词如“笔芯（比心）、鸭梨”（压力）等；方言词语谐音词如“蓝瘦（难受）、香菇（想哭）、灰机（飞机）”，以及“酱紫（这样子）、你造吗（你知道吗）”等；第二种是以英语为基础的谐音词，如“3Q（Thank you谢谢）、CU（see you再见）、粉丝（fans）、血拼（shopping）”等；第三种是利用数字谐音构成的新词，如“520（我爱你）、1314（一生一世）”等。

　　谐音词的构词机制根据已有的谐音成词效果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表达“无意之义”，二是追求“有意之义”。“无意之义”的发生是由于键盘输入过程中的“误操作”或方音干扰，所以“同学”成了“童鞋”、“妹妹”成了“美眉”，“喜欢”成了“稀饭”。“有意之义”则是刻意借助同音或近音字替换语素达到改变词义的效果，因此有了“夏不为利（下不为例）”的促销宣传口号和“随心所浴（随心所欲）”的产品广告，以及像“研究僧（研究生）、程序猿（程序员）”之类的称呼。这些谐音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效果，都被新兴媒体放大、固化，从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种在语言表达上刻意“求新求异”的做法打破了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并借由文字这一载体，进一步模糊了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间的对应，造成了语言使用的混乱现象，所以也才有了相继出台的约束谐音词泛滥的规定。

　　我们要看到，谐音词勃兴有一定必然性。第一，从外部条件看，在新兴传播方式的推动下，语言工具的变化带来语言书写方式的改变，键盘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使数字、字母和汉字（拼音）之间的切换变得更为便捷，从而带动了谐音构词方式的迅速发展。第二，在内部成因上，谐音词有一定的理据基础，特别是那些追求“有意之义”的谐音词在表达效果上更精准更有效，并增加了表达的趣味性。第三，从使用者的表达意愿上，人们也更倾向于个性的彰显，愿意通过求新求变来凸显自己在语言使用上的标新立异，谐音词恰恰充分满足了个体在言语输出方面的个性化追求，或戏谑，或机智，或狡黠。

　　所谓“去恶留好曰淘漉”（清桂馥《札朴·杂言》），谐音词的存留其实也是一个“淘漉”过程，“恶”与“好”的区别在于是否符合语言事实和规范。一方面从语言传播角度看，社会大语境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媒体的态度就起到了“淘漉”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传统媒体日益受到来自网络语言的冲击，之间界限多有模糊，如何处理是一个两难的命题，是迎合大众的时髦口味，还是坚持规范为根本？另一方面从谐音词大量出现的语言事实看，应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对此语言工作者要发挥作用。吕叔湘、罗常培两位先生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们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指出：一个词的音改变了，一个词的意义扩大或缩小了，一种新的语法格式排挤旧的语法格式，这类问题时常引起新旧之间的争论。我们应该根据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权衡取舍，不能一味崇尚传统，也不能无选择地欢迎一切新词语。

　　（作者：张蕾，系2024年新澳彩全年资料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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