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贾淑品：公共安全事件中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与价值引领的思考

一、 对地方政府

公信力缺失现象的忧虑

每一次大型突发事件的爆发，对政府公信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澳洲山火、武汉新冠肺炎、西藏地震、湖南禽流感，2020年好像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魔幻世界的大门被悄然打开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由武汉继而席卷全国，当全国确诊人数一再飙升，当湖北一线医生在奋力抢救新冠肺炎患者，网络上看到的却是各种武汉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案例。当一个个政府官员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的时候，也是政府因为公信力缺失被质疑、被谴责、被拷问的时候。

政府“公信力”也就是建立在对政府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对政治秩序的价值认同，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即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面对日益增多的确证病例和人民日益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如何有效化解这次严重的疫情风险,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为公众提供安全的生活保障服务,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当前政府必须面临的一项战略课题。疫情风险的有效化解和处理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

二、 政府公信力是以大众化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

政府的公信力是国家执政之基，政府的公信力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一系列紧急事件中能够代表人民，实现人民的诉求，靠自身的信用获取的信任。它是群众的情绪反映，但实质上却取决于政府人员的一言一行。如果一个个地方政府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必然会遭到人民的怀疑与不信任，甚至遭到社会的唾弃，“报喜不报忧”隐瞒实情、践踏民意的政府，必然会遭遇信任危机，而“只说不做”，用会议传达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的政府必然会遭到百姓的“基层需要的是口罩而不是口号”质疑，试想标语、口号满天飞，却不能解决一个口罩和一瓶消毒水，这样的政府官员能够得到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吗？只有“言必信、行必果”的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其执政能力才有坚实的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关乎政府的公共形象和行政效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以大众化的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有了政府公信力，我们的政府才能对人民群众具有更强的凝聚力。比如党中央在大年初一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仅仅十几天时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成，并开始收治患者。除此以外，还建立了方仓医院、成百上千的医疗队伍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驰援湖北。河南政府执行力贴近群众，和这次抗击疫情中“硬核”的河南人民是分不开的，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这才有接地气、具有乡土气息的宣传标语和大喇叭喊话，这也是河南政府公信力的表现；与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主任、某些领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温州市市长的发言：全程脱稿，条理清楚，数据准确详实，措施得当。

政府公信力强就能够凝聚民心，集中力量攻克“战疫”，办大事、办难事、办成事。假如政府失去了公信力，犹如机器失去了发动机，即便有科学的组织架构、有精致的制度设计、有强大的人才队伍，一切行政活动也很难顺畅、有效地开展。道理并不难懂，关键在于作为各级政府是否将其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如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信仰，那么，我们就能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抗击新冠状病毒这场战“疫”一定会取得胜利。

三、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化解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价值引领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非常准确到位，当前的疫情大战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党组织都表现出了其能力的不足与欠缺，那么，如何在实际行动中获取和巩固公信力呢？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如何取得人民满意的答卷呢？作为社科理论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厘清政府公信力到底源自于何处。

第一，政府公信力源自于人民的信任。怎样才能获得人民信任，就必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能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应该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出发点，一些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真的要进行改变了！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面对艰险，奋不顾身地逆行到抗疫第一线，他就是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而，他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与爱戴；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某些专家官员满心想的可能是官位或其它的，草率说病毒“人不传染人”“可防可控”，那么他们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了吗？因为没有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不可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与爱戴。

第二，政府公信力源自于“实事求是”，即求真务实。其中“实事”即客观存在的事物。在这次防疫战中，我们必须承认事实，说出真相，遵循科学，尊重专业。我们更要重提实事求是，鼓励全社会一起讲真话，一起保护讲真话的人，这是国家迈向现代化治理的基础前提。“实事求是”和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紧密联系的，因为要想求到“是”，必须“从群众中来”，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有智慧的，真正的英雄。武汉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九省通衢之地，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必须依靠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从群众中来”有助于形成领导正确的意见、决策。而领导的意见、决策是不是正确，检验的标准还是看能否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习近平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这进一步说明了领导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检验领导的决策是否正确，又要“回到群众中去”检验，这样才能求到“是”。孔武有力，国士无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84岁的钟南山再赴“前线”，就是为了“求是”，正是钟南山院士发现了新冠状病毒“人传人”，而不是“可防可控”的事实。假如这次防疫攻坚战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民意得不到满足，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得不到保障，谈何稳定发展呢？现在全国大中小企业，都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不能复工，宅在家里为防疫做贡献，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要完成订单、房租、员工工资的压力。国家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不能失去人民这个源头活水，如果不能以人民的利益在为标准，社会发展失去持久动力。因此，唯有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科学发展，政府才能不断提升“信任指数”，进而实现中国梦。

第三，公信力还源于信息的及时与公开透明。信息的公开、透明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信息公开透明了，人民才能正确有效地行动起来，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同时，信息公开透明了，也才能更好地接受人民的监督，不至于在病毒大爆发的时候还举行“万人宴”，造成现在病毒肆虐的惨状。特别是现在爆发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如果人们在第一时间发布真实可靠可信的信息，人民群众就会主动隔离。

第四，政府公信力还源于制定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保障。从表面上看，政府公信力好像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际诚信，而从本质上说，公信力是社会治理中人们与政府达成的契约，是社会对制度的信仰。因此，公信力的获取与巩固，干部的职业操守固然重要，但更多的还在于靠扎实的制度作为基础保障。“树立公信靠制度，制度公信看法治。”唯有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政府是否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围绕民生开展工作，要有法制的保障，要建立干部问责制度，甚至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习近平在“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中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国家治理的轨道，可以多治并存，但首要是法制作为保障，而且应该是符合基层的，接地气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化的法制。

总之，衡量一个政府公信力，要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处处为人民着想，有始有终地一切为了人民，做好了这一切，政府也就顺理成章的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政府公信力也就坚如磐石。这次武汉疫情是在极端情况下考验政府的一次大考，因而人浮于事的政府官员是绝对得不到人民满意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硬核的共产党人是否有担当，是否做到了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逆行在医院第一线的党务人员，钟南山、李兰娟，还有一个个不知名的英雄都永远被人民铭记，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我们更应该时刻牢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

注：本文于2020年2月11日发表于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