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共产党员 | 赵银亮：构筑应对疫情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

随着疫情蔓延，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国内外多重风险。对此，需秉持科学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新思维，并从多方面加强“抗疫”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面对疫情肆虐，需冷静思考、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明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和阶段性特征。

“抗疫”时期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构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近期西方国家有针对性地围绕“疫情”，在多个领域制定意识形态渗透策略，愈加注重意识形态渗透的修辞语言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效果问题，不断增强意识形态渗透的实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2月3日，《华尔街日报》曾以《中国是亚洲真正病夫甚》为题发表文章，利用新冠病毒对我国进行种族主义色彩的攻击。文中，作者借新冠肺炎疫情大肆唱衰中国经济及前景；更有美国议员捕风捉影地发表疯狂言论，称新冠病毒或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无视我国为“抗疫”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当前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外部风险在于：西方国家依托全球治理进行意识形态的隐蔽渗透；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侵蚀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根基；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削弱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全球网络话语权。由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相对滞后”或者“失语缺位”，加之西方思潮的渗透和影响，多元文化的冲击，不断消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

置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阈下观察，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还存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价值引导功能不足、话语解释力不足、传播教化乏力等薄弱环节。当下，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也成为执政党本身建设和社会治理、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亟待加强的关键领域。对此，需要审慎分析，秉持科学的意识形态安全与全球治理的新思维。

1.树立底线思维，构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屏障。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战略定力，统筹应对来自国内外、传统社会与网络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风险。

2.树立发展思维，充分认识和顺应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转型趋势。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应树立发展性思维，顺应当代意识形态转型趋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广泛借鉴国外网络信息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善用网络工具。树立发展思维，有助于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走向与趋势，使全球治理视阈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更具现实针对性。

3.树立民本思维，正确评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风险。面对“抗疫”的严峻形势，国家意识形态需进一步重视民众意见的表达与生成机制，通过社情民意反映与监督制度倾听与梳理来自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关切，以此来提高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普适性与人民性。此外，亦需重点关注“抗疫”背景下民众多元化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提升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能力。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遵循和蕴含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均须通过能够映照党和国家与人民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叙事文本话语形式予以呈现，并将政治共同体中个体与集体的经验加以情节化分析与整理，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大众日常生活。

1.构筑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加强与西方国家、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建构包容互鉴的全球利益共同体。积极搭建长效对话与合作机制，促进制度与价值内在转化。对于中国而言，应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围绕共同关注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与发展议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度融入全球治理进程，树立超越国家主义的全球主义理念，积极开展主场外交，营造有利于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2.顺应中国引领、参与全球治理实践要求，彰显意识形态包容性、发展性。第一，牢牢把握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在全球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实践中，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防范“颜色革命”，抵制文化霸权最有效的思想武器，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的精神动力和鲜明旗帜。第二，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抵御国内外各种错误或敌对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在“抗疫”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顺应意识形态当代话语叙事体系“生活化”“实用主义”、“景观化”、“工具化”的转型趋势，以“娱乐消遣”、“还原真相”为噱头，以大众文化样态出现，积极利用新媒介事件淆乱视听，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造成普罗大众对党史、国家建设史、民族、宗教等内容形成错误认知。除此之外，以“民众精英对立”为核心的民粹主义，以及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淡化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等政治思潮理论体系，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过程中需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抵御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第三，彰显意识形态包容性、发展性，强势回击全球多元价值冲击。首先要充分正视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谋求幸福的共同愿望，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性。其次要正确对待全球场域的多元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此外，充分发掘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夯实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华文化根基。

3.创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当代叙述体系，全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在“众声喧哗”中，探索和创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当代叙述体系，全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巩固和壮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提高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对于充分发挥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凝聚价值共识、建构政治合法性、规范和约束共同体成员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社会功能至关重要。第一，丰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体系的具象化表达。必须适应时代特征，敢于突破原有的表达边界与形式规定性框架，反映人民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聚焦“抗疫”中的现实问题，处理好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从深奥的理论建构向制度性、可操作性层面转移，从“理性式话语转换”向“感性式话语转换”。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表达应促进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叙事表达的大众化，体现人们积极的价值原则、生活信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二，优化国家意识形态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策略。在“抗疫”实践中要遵循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规律，丰富国家意识形态在全球政治传播的话语叙事技巧，统筹推进国际和国内传播，重视中国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不断提高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传播力。

4.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情生态。第一，坚持党管网信工作，牢牢掌握党的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网络空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丰富和创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表达的手段和内容，科学统合网络场域各种相互异质的意识形态，凝聚网络场域核心价值，掌握大众传播框架效应规律，善用议程设置机制和营造媒介事件，以此强化主导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积极开展网络群众路线，建构交往理性，引导群众的“微言”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大义”相统一。第二，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国际层面，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须将全球网络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在国内层面，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机制。具体来看，不仅要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审查、网络安全预警研判等制度建设，还需完善领导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健全管理机制，强化网络背景下对各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的阵地管理，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用人机制。主流媒体应凭借自身组织优势，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样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遵循网络“碎片化”、“生活化”叙事逻辑与规律，并凭借不同形式在新兴传播媒介上生动地予以呈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心灵、凝聚力量，全面构筑应对疫情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

注：本文于2020年2月14日先后发表于爱思想网和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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