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 周韧 李鑫斓：“饭圈化”反思——灾难中需要太多自我感动和集体狂欢吗？

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武汉市城建局参照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造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1月27日20时，“央视频”联合中国电信推出特别直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实景。央视频于2019年11月20日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力求将央视频打造成主流媒体与广大用户的连接者、互联网新技术的引领者、主流价值的传播者，更好地推动主流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截止2020年2月5日，武汉医院建设直播已有超亿人观看，网友在评论区为镜头中出现的车辆、房屋、树木等物起了“红牛哥哥”“大白兔”“吴三桂”“呕泥酱”“白居易”等外号，并戏称自己是“闲疯帝”，成为网络“云监工”，并将工地车辆称为“挖掘机天团”。网友的饭圈化表达也得到了媒体的进一步认可。

1月30日起，央视频增加了助力打榜活动，不同的设备都有了自己的外号和卡通形象，网友可以为自己喜爱的车辆设备助力打榜。

此类打榜活动在饭圈文化和粉丝经济中十分常见，但主流媒体以打榜形式将施工设备拟人化，设置类饭圈化操作，却是十分罕见。近年来，主流媒体在融媒体进程中做出的创新有目共睹，也延伸到近来饱受关注的疫情议题。此次严肃议题饭圈化的背后，又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饭圈文化”是伴随着“养成”系造星模式而出现的一种粉丝文化现象，是“粉丝文化”的变体，原本是从日韩传播而来的一种“fan”文化。在粉丝文化中，粉丝更多的是松散地独立追星，只要喜欢某明星就可自称为其粉丝。但“饭圈”的内部有着严密的架构，精确的分工，极高的效率，其中的粉丝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运用着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时间义务地为偶像工作。而近年来，饭圈在组织的高行动力下曾多次打破人们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刻板印象。

最典型的案例为2019年8月，“饭圈女孩”和“帝吧网友”联合“出征”，通过发表爱国言论、刷国旗、发表情包等方式，声援爱国艺人。在诸如此类事件中，饭圈文化打破大众对亚文化的偏见，以正面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同样，在此次支援湖北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上百家明星的粉丝团、后援会、个人站等纷纷参与了资金和物资的援助。如蔡徐坤、TFBOYS、吴亦凡、张艺兴、朱一龙等明星粉丝团将医疗物资直接点对点运送至医院，并发布了完整的明细和捐赠证明。饭圈井然有序的执行力，在此次抗疫支援行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除亚文化群体通过自身努力“出圈”外，主流文化也在对饭圈亚文化进行“收编”。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指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一是意识形态的方法。支配集团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另一种是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分析，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潜移默化地“培养”大众认知，以实现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首先，媒体的引导分为提及和不提及以影响受众的认知；其次是正面表达和负面表达以影响受众的态度；最后则为媒体自身运用饭圈化表达进入主流文化对饭圈文化的收编环节。

《人民日报》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通过对其微信公众号、微博两个新媒体平台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全部发文进行关键词搜索，即可发现有趣的规律。

以“饭圈”为关键词在微信和微博搜索，去除重复及无关条目后发现：微信端提及“饭圈”一词次数为8次，2017年1次，其余7次均集中于2019年。微博提及“饭圈”一词次数为7次，均为2019年提及。

由于“饭圈”一词是后引入中国文化场域的词汇，因此增加“追星”关键词去除重复及无关条目后发现，人民日报微博端发布内容中含“追星”字样推文共36篇，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中含“追星”字样的推文共43篇（见下表）：

整体来看，饭圈文化的提及率明显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增长速度增快，追星行为逐渐作为独特现象映入大众视野。

其次，在提及内容中分析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情感倾向。以人民日报微信端发布文章中含“追星”关键词为例，微信端在2019年8月16日首次以正面态度描述追星主体，并自称为“阿中”，此前共提及“追星”字样35次，其中18次通过直接批评呈负面情感倾向，17次中性态度，在中性情感态度文章中又有4次隐含负面态度，将“追星”一词与脑残、看脸、沉迷、执意、疯狂等词相连接。而以2019年8月16日为分水岭，此后8次涉及“追星”字样，其中3次正面赞扬态度，另有2次负面批评，3次中性态度，并多次使用饭圈化表达，如“阿中哥哥”“爱豆”“控评”等。

从中可以发现，以“饭圈出征”为分水岭，以人民日报新媒体端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饭圈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规制与收编倾向，无论从提及率抑或是态度转变都表现出对饭圈文化的日益重视，可视为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长久驯化、规制和柔性的整合。“饭圈出征”作为饭圈“出圈”的典型事件，将饭圈文化首次全面呈现在主流文化的视野内，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主流媒体开始倾向于使用饭圈化表达，主动消融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区隔。

（一）主流媒体巧用饭圈表达的亲民联结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采取直播方式向大众公开施工现场和施工全过程，其首要目的离不开国家反复强调的，对待疫情要公开透明，进一步实现人民大众的监督权，另一方面以实时直播的形式，回应公众对于医院建立的各种疑虑和关切。利用饭圈化表达，主流媒体成功吸引了年轻网民的注意力，扩大媒体的影响力，有利于传播主流声音，使民众团结一致聚焦在共同对抗疫情的关键议题中。

从情感角度与社会连接来说，在人们不得已“宅在家”的特殊时期，直播为被物理区隔而倍生孤独感的大众提供监督窗口和情感出口。通过共同的虚拟在场，不仅满足了大众的在场感和参与感，为共同对抗疫情的网民提供情感连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塑造了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事件，建构了新的集体记忆。

由于直播距离，加之因疫情原因建设工人都戴了口罩，观众无法识别其中的具体建设者，便将情感寄托于便于识别的施工车辆上，不同车辆虽有多人操控，但每个人都将与自身有关的车辆拟人化形象视为自身的展演，为车辆打榜实则激励工人焕发抗疫热情，提高工作效率。武汉医院建设的直播的形式不同于主播直播的直接人际互动，而是双方无交流的类人际互动。通过类人际互动，拉近了工人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两方实现情感连接，在疫情中原本孤独、焦躁的情绪得以释放。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亿万网友通过饭圈化表达实现情感寄托，实则是社会团结、共抗疫情的体现。 

（二）滥用饭圈化表达的过度娱乐化副作用

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 (self-sufficient) 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散，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灾难叙事中的信息环境也更加复杂。由于人们的注意力资源有限，新闻报道中应适当减少其它信息干扰灾难焦点议题，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以聚焦特殊社会时期中的核心议题。也就是说，有关抗灾、救灾、防控病毒等议题应排在首位。但这场超亿人观看的直播评论区，却在热情讨论车辆设备的外号，将其拟人化，甚至赋予各种剧情加以渲染传播，而打榜活动将网友自发的饭圈化表达行为进一步正统化。

从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的功能观来看，大众媒体具有社会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和作为负面的麻醉功能。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团体、人物乃至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的瞩目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并为它们带去一种正统化的效果。经由新媒体推动，“挖掘机天团”切实“出道”，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此次打榜活动实际上仍为搬运饭圈话语系统和饭圈的消费逻辑，而饭圈文化的本质仍为娱乐文化。而在1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部署全国卫视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减少娱乐性节目。就此来看，过度娱乐化不免显得前后矛盾。

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所提出的麻醉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沉醉在虚幻的满足中，满足于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从疫情角度来看，饭圈的浅层逻辑使灾难议题焦点进一步模糊，超亿人参与在这场集体狂欢中，暂时忘却灾难带来的苦痛。

在武汉医院建设直播中，议题焦点本应为建设过程、建造进度、建筑工人的辛苦付出，但在媒体饭圈化表达中，却将无血无肉的建筑车辆送上新闻焦点。这无疑使受众的关注点失焦，从本应关注疫情信息和监督建造转为为喜爱的小叉车打榜。而在此次武汉医院建设直播的饭圈化表达中，经由众多媒体扩散，各路“饭圈女孩”进一步沉迷于表层信息，丧失深度思考能力，丝毫不思考此类打榜活动是否妥当，从长期来看，同样不利于社会娱乐的正常化运作。

而从饭圈的话语逻辑来看，饭圈没有对错只有立场，粉丝无需思考，只有崇拜。粉丝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在其著作《文本盗猎者》中曾给“迷”下了一个定义：“迷”是指狂热地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恋、仰慕或崇拜影视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饭圈文化正是这样一种“迷”文化。如此的偶像式崇拜一旦用于灾难性严肃议题，极易使大众只遵循立场，沉醉于表层娱乐信息的满足，跟风点赞、打榜，而难以深度思考和实际行动。

麻醉功能的另一个表现是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使人们认为对一件事情参与了、讨论了、认识了就等同于亲身经历过并采取行动了。

在本次武汉医院建设直播的饭圈化表达中，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个逻辑，在为小叉车投出“神圣”一票后就自认为已经亲身经历了医院建设，为疫情做出贡献，则势必会削弱人们对疫情的重视度。而从长期来看，借用网络上调侃的话，人们认为自身已经参与过“国家重要工程建设云监工项目”并“为工程建设质量、效率和进度贡献力量”，那么未来灾难中的情感与话语模式也许将逐渐沦为戏谑，使灾难沦为消磨媒体权威性的噪音。

饭圈化表达是主流媒体接近年轻人群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不仅在以往的年轻化转型中确有成效，也在此次疫情中成功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在医院建设中，不仅有利于提升公共议题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也进一步提升央视频的知名度，有利于在进一步的舆论引导中发挥成效。而本次直播为千万被疫情区隔在物理空间的人们提供情感连接的场所，网民自发的饭圈化表达被官方所认可，主流媒体不再是居庙堂之高的所在，而是与人民并肩对抗疫情的战友，饭圈化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灾难议题中主流媒体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情感连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灾难面前，一味运用饭圈的话语逻辑，将灾难议题焦点立于在饭圈打榜的消费逻辑之上，变严肃议题为戏谑狂欢，将大众的注意力资源和争论核心集中在哪家车辆更“萌”、更应该出道的无关议题上，不仅短期消磨灾难中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对抗灾难的严肃性，更在长期上有损媒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且饭圈文化中不问对错只问立场，不谈是非只争输赢的浅层逻辑并不适用于严肃话题的讨论。网友过度的二次元拟人化表达，某种程度上更是对在严峻局势中为抗疫保驾护航的前线工作者的不尊重。在灾难面前，无论是舆论监督抑或是舆论引导，都应把握好饭圈化表达的度，利用好饭圈化表达，可以使娱乐有效平衡灾难中的恐慌情绪，但若一味滥用饭圈化表达，以集体狂欢代替冷静思考，以不合时宜的自我感动和粉饰，影响了对灾难的切实反思，那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滑向泛娱乐化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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