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曙光 | 耿步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国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基本方案，已经得到联合国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也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仍受到一些国家的质疑，甚至不少人对于如何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真正落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从价值观层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深化研究。生态集体主义切合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需求；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具有哲学、文化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理依据；化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需要发挥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集体主义 全球治理 环境伦理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经济政治利益博弈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生态恶化、社会动荡等国际安全不确定因素骤增的大背景下，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将其视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特效药”而多次写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追随者的质疑，甚至不少人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真正落地继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从价值观基础的层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深化研究。在多年的研究中，笔者认为，生态集体主义可以而且能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因为生态集体主义的概念形成过程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追求，而且本身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

生态集体主义切合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需求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生态集体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而呈现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是指“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视人、自然、社会于一体，着力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保证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新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础，而生态集体主义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价值观基础和遵循。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效统合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目的是要与世界各国在平等互信、包容互鉴的基础上做到合作共赢。在2015年联合国第七十届大会上，习近平首次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内涵概括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从习近平这两次讲话的相关内容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相互关联、先后递进的两类价值关系：一是人与人（包括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价值关系，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前一种价值关系属于社会伦理范畴，后一种价值关系属于生态伦理范畴。

由此也可以分析出，要促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必须从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去努力，同时这种作为基础的价值观必须能够将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有机统合起来，进行“人与社会和自然间价值关系的整体构筑”。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关系理论也为我们进行“人与社会和自然间价值关系的整体构筑”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马克思曾经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而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结成普遍社会关系的他人（扩大为社会、民族、国家），另一种是结成普遍生态关系的大自然。价值世界内在地包含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和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这两类价值关系既统一于人自身，又制约着人自身。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逻辑的驱动和作用，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和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都发生了异化，使得人失去了确证人自身本质的重要方面即自由。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而忽视或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另外，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分析，未来社会一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矛盾关系真正得到和解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相对于虚假的共同体的真实的共同体。无论是真实的共同体，还是自由人联合体，其价值观基础必然是全新的能够融合人与人的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于一体从而对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价值关系进行整体性构筑的价值观。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进行协调处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价值观整体性构筑的重要中介力量是社会，具体表现为治理社会的主体——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确保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实现马克思的下述理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在对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价值关系进行整体性构筑的价值观中，中国调整人与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它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调整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的价值观，可以称为生态价值观。对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生态价值观的整体性构筑，形成统一协调处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全新价值观——我们把它称为生态集体主义。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整体价值观，完全符合将人、自然、社会视为统一整体的唯物史观，“是对人道主义历史观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加以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价值观念的根本超越”。

2. 生态集体主义概念的形成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动因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显现和日趋严重，生态学开始孕育并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1886年出版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使用了以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概念，提出要在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为生态集体主义概念的形成初步奠定了的基础。1910年赫尔曼·莱茵海默在《合作进化：生物经济学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生态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将生态的集体主义同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联系起来，认为物种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是分工和协作的整体，将植物、动物、微生物与环境联系起来，揭示了生态系统生产、加工、消费、分解的关系，在更高层次上论证了自然的秩序。应该说，赫尔曼·莱茵海默的“生态的集体主义”思想为我们今天提出和构建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借鉴。

我国学者甘绍平在著作《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2002年出版）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生态集体主义的概念。该著作指出，“在市场经济的效益至上原则的统摄下，单纯的生态集体主义缺乏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现实基础，缺乏感召力、更没有约束力”。从他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生态集体主义应该是认同的，但认为缺少适合生态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土壤。2012年后，随着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一部分，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随着习近平强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由人与自然组成的生态共同体和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一样，都对人类的生活有着决定性影响，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终于有了研究和践行的现实条件和客观基础。

从上述生态集体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来看，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本身就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既为调节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服务，也为调节由人与自然组成的生态共同体服务。而我们所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也涉及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是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说，生态集体主义概念的形成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动因，即“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推进共同繁荣”，“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既努力建设以“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又努力构筑以“尊崇自然、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生态体系，使中国始终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3. 生态集体主义能够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判断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也更为清晰，即为国际社会谋安全发展、为世界人民谋和平幸福。生态集体主义作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最新历史形态，致力于使协调生态伦理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和协调社会伦理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共同体之间内在稳定、协调和谐、有序发展，更能从价值的高度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国际社会的经济交往的普遍性和纵深性导致了文明的冲突、思想的多元和生态的失衡，需要生态集体主义从价值观的层面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其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世界人民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支持和践行。

习近平强调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一个国家能否提出引领世界和时代发展潮流、满足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之美好愿望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对于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要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同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努力提高我国在价值观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当今世界，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更能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道义性、科学性、和平性、包容性，更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的共同价值，更能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话语权并牢牢占据人类道义和时代发展的制高点，更能推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的建立。以生态集体主义为重要价值观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从价值观层面理解和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理性、平和、友善地对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接受中国的合作共赢、响应中国的智慧方案，建设和平发展、生态良好、人类幸福的地球美好家园。

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价值观基础的学理依据

生态集体主义是否成立？是否能够同时满足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这两类价值关系调整的要求，继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有没有学理依据。通过研究，笔者认为，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具有哲学、文化学、环境伦理学等的学理依据。

1. 哲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需要处理好的“两大关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设计者，针对资本逻辑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关系“肿瘤”，提出未来理想社会必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与人和谐共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那为何一直以来，人们只关注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人的关系的阐述，没有充分关注到他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呢？这是由于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和由此衍生出来的人与机器的矛盾，这种矛盾还渗透着资本逻辑造成的劳动异化及人的本质的异化，且正是这种异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这一“肿瘤”的恶化。这也就使得那个特定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解放作为最高目标，通过著书立说，竭力阐述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本质回归继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路径。这一重点关注也使得后来投身于社会革命洪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的目光更多聚焦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人关系思想——指导帮助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团结、互助。这使得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构建的一开始没有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关系和谐统一的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被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所“淹没”。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当人们惊叹于近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惊恐于工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的糟糕环境和生态危机。生态恶化的严峻现实告诫我们，全世界必须努力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全球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认真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恩格斯在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名著《自然辩证法》中，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出人对自然征服的每次胜利都会引起自然界非常无情的报复。这就要求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必须响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冲锋号”，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其价值调整范围，并将自身发展成生态集体主义。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里，“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人，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两类关系的发展史，并且这两类关系也是相互制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需要处理好的“两大关系”思想，为将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提供了哲学依据。

2. 文化学依据：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价值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宛如繁星璀璨，除了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系列价值观念以外，还不乏解决当代生态危机——人与自然之间尖锐矛盾的文化“药方”。这也是西方专家学者、国家政要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束手无策，转而从中华传统观文化中寻求解决生态危机之“良方”的重要原因。汇聚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心声的《巴黎宣言》（1988年发表）曾呼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珍贵思想遗产，不仅有儒家的生态文化智慧，而且有道家和佛家的生态文化智慧。这三家的生态文化智慧有个内在统一的特点——都重视和倡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首先，自觉承担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人对自然的尊重与维护，不像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把征服自然作为赚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式，而是将人与自然视为命运相连、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要求每个人都尊重自然。《易传·系辞上》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士孰乎仁，故能爱。”《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上述两段话中提出的“不违”“不过”“不忧”“能爱”“不相害”“不相悖”等，实质就是为了达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而对后人提出的生态道德要求。另外，基于天、人德性相通之考量，孟子提出了存心、养性、事天的生态价值观。

其次，强调尊重外在于人的自然规律。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主张所有人都应该恪守自然规律，做到取予有时，耗用有度，以保证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及和谐共生发展。孔子倡言“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大自然的内在规律。孟子则语重心长地疾呼“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章句上》），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就等于告诉作为中华生态文化传承者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去利用和保护大自然，这样大自然才不会报复人类，并馈赠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资源，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内在稳定、永续发展。

再次，不断维护“万物平等”的生态权利。在这方面，儒家始终坚持以平等之心对待世间万物、从而实现作为自然的人与作为人的外在自然之间齐生共荣的理念，始终追求“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的生态价值；道家则要求人们“常行慈心，憨济一切”，尊重大自然所有生物的自然权利，将不伤害生灵、用慈爱之心保护动植物视为人生修炼的必备信念；佛家提倡天地万物一律平等且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权利，倡导“放生”，禁止“杀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时常彰显出慈悲为怀的生态情结。

最后，理性平和地节制自身可能膨胀的自然欲望。儒家自始至终都在主张“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泰而不骄”（《论语·尧曰》），反对一切不必要的豪华与奢侈；道家认为“人本自然”，人类必须节制自身的欲望，努力做到顺应自然、清静恬淡、返璞归真，自觉追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和“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的生活；佛家倡导“四大皆空”，要求尘民通过各种努力寻找到心灵解脱的钥匙，不再因“贪、嗔、痴”等而整天烦恼。

上述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本身也蕴含着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质言之，没有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关系也不会达到“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由此也使得生态集体主义和以生态集体主义为重要价值观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了可资借鉴的文化学依据。

3. 环境伦理学依据：道德除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应调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西方环境伦理学一直以来始终关注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道德应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由此，笔者认为生态集体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伦理学的重大突破。基于这种突破，“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或制约的关系”。这种突破能够使生态集体主义获得有关环境道德伦理研究的学理性支持。

在西方社会，伦理学从只关心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到也关心自然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有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但至近代早期，伦理领域的扩展主要停留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的关系还没有成为伦理思考的主题，这导致“天赋权利不是起源于普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基本的公正原则”。但随着17、18世纪相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广延共同体”（expanded community）概念的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并不仅仅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和自然环境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必须正视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20世纪中叶，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1949年出版）中阐述了“大地伦理”，成为“‘预见到把伦理学扩展成生物伦理学’的思想先锋”。1962年，蕾节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成为生态价值观演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她提出伦理学不能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关心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否则我们就不会真正变得文明起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哲学家开始积极探索和思考“人与整个生物世界以及范围更广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伦理意蕴”，并形成这样的共识：“自然共同体”也应获得人类的伦理关怀，“人类应作为一个成员而非主人投入生命共同体的怀抱”。

从西方伦理学有关道德共同体范围的不断拓展，以及从只关注社会伦理到既关注社会伦理又关注自然伦理的演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环境伦理对人的生存环境的高度关注，要求人们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从而使以生态集体主义为重要价值观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但具有人本关怀而且具有生态关怀，大大促进和谐世界和地球美好家园建设。

化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需要发挥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

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联合国及不少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但依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境，这就需要用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来化解这些困境，并努力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和不满，从而更好地发挥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困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在新时代致力于全球治理而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中国方案，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对外传播方面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能力不够强大，不能在国际上形成话语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优势，影响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广泛传播的可信度和有效度。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主体主要是官方掌控的传媒等，非政治外交领域的出场域不宽、出境率不高、发声度不够，造成内热外冷的景象。对外传播的话语内容以外交话语为主，高度凝练，缺乏广度深度兼具的国际议题配合，显得简单重复。对外传播重视联合国的相关支持和接纳，与其他国际性组织、民间团体和学术团体缺乏必要的交流、研讨，在诸多国际场合到达不了“话语高地”。

第二，国际社会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抹黑和质疑，使得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受到诸多的消极影响，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发达国家以“小人之心”通过制造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来宣扬中国“国强必霸”，诬蔑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目的是要谋求世界霸权、统治世界人民，竭力利用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优势丑化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认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翻版，大肆宣扬“中国威胁”，并在穷尽各种鬼魅伎俩打击、扼制、分裂中国的同时鼓动众多信息不对称、不明真相和事理的国家加入他们的行列以对抗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

第三，美国及其盟国等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扼制，使得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遇到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民所固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对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但是，有些国家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的真实意图存在怀疑和忧虑，美国等不仅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现出不信任、不友好的态度，甚至还制定各种相应的战略与政策破坏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其他相关冲突，反映了西方的一种“修昔底德心态”，他们认为我国和他们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出现了很深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2. 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境需要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助力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遭遇的种种困境的破解，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内容、客体等多方面进行。但由于渗透其中的价值观是影响全球治理模式往何处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因而价值观的革命和重新抉择就显得非常关键。传统的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全球治理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及其背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西方少数发达国家长期利用其军事和科技优势，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规则来操控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并对本国与他国实行双重标准。只要其他国家具有不利于本国利益（哪怕是不当利益）的因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就会动用一切所谓“正当”的流氓手段进行打压，使得整个世界面临诸多的风险，人类处于多领域的危机之中。特别是美国，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实行美国优先战略，到处“退群”并与世界人民为敌，对于“不听话”的国家动辄制裁或动用武力，同时还对威胁其霸主地位的国家采用包括策动颜色革命在内的各种遏制和破坏手段，使得国际社会出现各种对抗与不公。正视困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透视和剖析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中的价值观及其伪善本质，让全世界人民看清排斥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西方少数发达国家的真实目的和丑恶嘴脸，在此基础上借助各种传媒手段和学术声音，全方位地向世界阐释和宣传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及其价值目标。

转向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场具有深刻和长远意义的价值观革命。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既克服了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只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这一价值观方面的片面性，也有效避免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对他人、社会、国家乃至大自然的公德心缺失和不负责任；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每个人既是道德基础上的社会经济人，又是道德基础上的自然生态人。当今时代的各个国家受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刻影响，早已形成了“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将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要求以系统而又公正的决策思维整体地思考和解决全球面临的治理问题，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贫富差距变大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碎片化、无序化、低效化的倾向，亟须用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来帮助国际社会充分认识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从而使全球治理朝着有意识的集体行动的方向努力，彻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信任”“发展”三大赤字。

3. 以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

站在“世界-生态”的新高度，生态集体主义充分运用伦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重新整体、立体、系统地审视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公共权力机构或公认有效的国际组织应充分保障和促进由个人、社会、自然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的内在和谐与平衡，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生态集体主义坚持事关每个人共同利益的集体利益高于单个的与他人不相关联的个人利益，坚持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高于任何一国的个体利益；生态集体主义坚持人本逻辑，尊重和保护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生态集体主义坚持发展逻辑，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最大和谐、有序、永续发展。由于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价值观具有一种大公无私的品质，因而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帮助世界人民消除对中国的误解，为有效解决国际社会的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恐怖主义盛行、金融风险加剧、资源枯竭加速、自然生态恶化、战争隐患增多等问题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曾经指出：“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要消除目前国际上存在的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种种误解，首先必须解决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在学术论坛上“失声”的问题。换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有官方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努力，而且要有学术界的广泛交流研讨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实现由政治话语、外交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继而为由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得到国际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纳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学者要努力借助国际各种学术论坛的平台，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和政要认识到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到以生态集体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优秀品质，如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特别是我国自古就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相信“大象打架，草地遭殃”的道理。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想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和践行，必须从价值观的基础层面进行努力。生态集体主义既反对西方社会长期坚持并引起西方社会不断反思的个人主义，又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倡导的生态价值观元素，成为能够涵盖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能够科学系统地阐述为解决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一系列难题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价值观，必将大大增强我国在此领域的学术话语力、传播力、影响力，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