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在线 精神文明导刊 | 张永超：疫情防控下的公德意识与多元他者

新冠病毒疫情成了2020年中国乃至于世界的首号“网红”，两个多月来的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各种战“疫”、抗“疫”策略层出不穷；种种关于“疫情防控”的专题与动态频繁见诸于各大媒体。在病毒面前，各阶层人士同呼吸、共命运，深刻体会了“命运共同体”的生死奥义。

然而，毋庸否认，本次病毒疫情造成的灾难，无论是各阶层同胞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告别的伤亡，还是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的重创，都可谓极其惨重，远非2003年的非典可比。由此以来，“疫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对其恨之入骨、欲诛之而后快，便不难理解。

不过，除了表达惨重伤害后的痛恨之外，或许我们也应留意“疫情防控”中所突显的“正面”信息，而这些“正面”信息或许才是日后伴随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希望之所在。从伦理学角度而言，至少两点是不容忽视的，那便是“公德意识”的养成和对“多元他者”的尊重。

一、“公德意识”与私德重建

自梁启超《新民说》论述国民的“公德”、“私德”以来，无论是其本土后继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国民的印象便是“公德意识缺乏”：重私德而轻公德。这自然是中国国民步入现代社会的一大障碍，因此，要培养大家的公德意识便成为题中的应有之义。后来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对此现象予以生动的刻画和发挥，我们读后感觉也正是那样，“自扫门前雪”的印象似乎更深入人心，对于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健康，似乎只是“公地悲剧”的写照。再后来李泽厚先生提出“公德”和“私德”的区分，前者侧重社会性道德（公德），后者侧重宗教性道德（私德），认为对于私德不应过多干预，但是对于公德则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底线。这是对梁启超“公德-私德”论述的转换性“创造”和“建构”，根底里还是看到“公德意识”之缺乏，对于“私德”也不够尊重。

然而，就本次“疫情防控”而言，对于整体国民素养表现，我们大约可以自豪的说，在“公德意识”方面，中国的国民是维持了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当国外部分民众抗议示威“隔离”干涉自由的时候，我们的绝大部分民众，各行业、各阶层的群体竟然能自觉的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的相关规定，坚持“宅”在家里。自然，毋庸否认，确实有隐瞒不报的、有撕人口罩的，也有造传谣言的，更有冒名诈骗的。但是，就国民全体之表现而言，大家能克服种种困难、种种压力，宅于家中，遵守下至小区的管控、上自政府的封城，配合疫情的防控大局；于今看来，这是令人敬重的。

尽管，我们也不否认，防控初期，大家宅在家里是害怕被传染，毕竟对病毒疫情尚未做到“知己知彼”，戴口罩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疫情好转，大家依然愿意坚持戴口罩、甚至克服种种压力，配合防控安排，不得不说，这就不是“怕传染”之一己之“私德”可以解释，而是蕴含了整体国民素养的公德意识和对现代国家秩序、规范的尊重。若从“私德”考虑的话，很多问题解释不通，比如封城举措，对很多人造成极大的不便甚或伤害；再比如“宅家”举措，刚开始大家或许还其乐融融，但是，坚持一个月以上，至今我们的孩子还在家里听网课学习，这就不是“私德”可以解释的，而蕴含了一种个人私德的自我克制和“公民德性素养”的自觉遵守，甚或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的体现。

很难说，“公德意识”是本次“疫情”带来的，但是在本次“疫情”的考验面前，国民的“公德意识”得以集中呈现，可以说是顶住了压力，为自己赢得了尊严。甚至我们可以自豪的说，这样严峻的“疫情”，国人的“公德意识”表现得不比任何外国公民逊色。这才是本次“疫情防控”尽管我们损失惨重，但是却仍引以为荣的希望之所在。我们很难说百年前梁启超对于公德和私德的论述是不妥当的，但至少可以说，经过百年来的文化重建，国民的现代素养在不断提高，这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并取得多年快速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所在。尤为要者，公德意识之外，学会了对他人“私德”、个体他者、不同声音的尊重（尽管还远远不够）。自觉带上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不仅仅是为了“防护自己”，也是为了尊重别人。对他者个体的尊重、对自我个体的善待（私德），才是“公德意识”最终得以养成的根源性因素之一。

二、建构自我与责任伦理

本次“疫情”之严峻形势，让大家站在了一起，下自偏远乡村上自一线城市，无论是生于斯安于斯的村夫野老还是游走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大家终于有了共同语言，竟然可以开始讨论共同的问题。在“病毒”面前，在生死存亡面前，大家终于站在了一起，不再有交流障碍。也正是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大家在重新找寻自我，突显了自我对于陌生他者生死焦虑、死亡恐惧的担忧和关心，对于遥远他者尤其是逝者家属身心灵健康问题的某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正是在这一“志愿者”行为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拓展意义上的逐渐落实，并逐渐部分替代了“意图伦理”的师心自用和华而不实。

尽管本次疫情防控，无论是管理阶层、医护阶层、慈善援助方面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医护人员的职业伦理和责任意识，看到志愿者、慈善援助群体（包含国际援助）的使命感。对于这些各大媒体有着较为广泛的报道。但是，我想提一下几个不太知名群体的默默工作，比如说北京癌症防治协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尝试处理“灾疫带来的生死焦虑”，开展了“生命文化讲堂：灾疫中的生死学”系列讲座，无论是知名医生（第一讲）、生死学专家（第二讲）还是生死教育专家（第三讲），都在百忙中默默去为本次“疫情防控”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也是“志愿者”，维护生命尊严、克服生死焦虑的“志愿者”。

我们确实是为了直接防控病毒，但是，最终是为了回到人的生命自身；包括那些感染者，我们首先应关注的是他的人，而非他身上的病毒；对于逝者家属，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他的丧亲悲剧，更要关心她的身心灵健康以及伤痛疏导。再比如“临床与咨询心理实验室”团队，他们侧重于对本次灾疫造成伤害的“心理辅导”和“哀伤抚慰”，我们无法得知到底会有多少人受益，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做着。我们感慨于钟南山院士那样的权威，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大量各种群体、星罗密布于全国各地的那些默默的“志愿者”，他们甚至不知道谁会来听、也不知道谁会来看，安慰了谁，又抚慰了谁。但是，依然那样默默的做着，默默的讨论着。

所以，武汉的朋友，尽管处于重灾区，但是，真的有很多这样默默的团体，默默的祈祷、默默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是“武汉人”。对于那些不幸遇难的朋友及其家属，我们甚至不知道姓名，但是，大家在默默的为其悲歌、为其落泪。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共鸣，更多是一种“伦理责任”，对他者的责任。他们竟然那样没日没夜的讨论着、开讲着、发布着。或许，这次，我们大家真的站在了一起。并非人人都有机会去一线服务，但是，二线、三线这些庞大的默默无闻的服务者，在我看来是“责任伦理”的真实显现。这是令人欣慰的。同样也看到“中国伦理在线”刊发关于“应激性奖励与公正”的文章，作者家人也是医生，她对于给防疫医护人员子女高考加分的举措表示不同看法，去探寻“公正”问题，在我看来这也是可圈可点的现象。大家没有沉浸于情感，而是尝试去思考责任伦理的深层问题、公正的复杂性，不得不说这是令人感动的。

于个人而言，默默的志愿者、理性的反思者，他们的言行在建构自我；同时也在自觉重建对他者的责任。只是，仅限于人对于人的伦理格局是不够的，我们当将目光投向“多元他者”。

三、对“多元他者”的尊重

本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不仅全国上下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乃至于“地球村”是个“人类共同体”；更让我们看到人与自然、人与其它物种，甚或说人与超越者也是某种“共同体”。

本次“疫情”，自始至终都与“动物”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疫情防控”自然不应限于“人与人”的关系，很自然要涉及“自然生态”乃至于“生物安全”。2003年SARS疫情之后，大家对果子狸不再有好感，本次疫情之始，我们便对蝙蝠表示不满。但是，对于人与其它物种的关系终须重新审视，包括纳入食材的物种，我们都需要重新考量。由其它物种而至于自然，我们应慢慢重新树立对于自然的尊重。

借助已故哲学家沈清松先生的看法，他从列维纳斯之“他者”概念引申出“多元他者”，我们不仅需要尊重作为人的他者，更需要尊重“自然层面”的他者，甚至是自觉建构对“超越性他者”的敬畏感。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倘若没有对于超越性他者的敬畏，人是否会真正的坚守对于他人的尊重、对于自然的敬重以及对于自我的善待。对本次疫情反思的文章也出了不少，但是，或许限于汉语传统思想语境的关系，很少有从“自然灾难”与超越者善恶关系立论的。不过，我们可以问，缺乏这一维度，对于疫情的防控与反思，我们会不会遮蔽某种深层的关联？而遗漏隐藏于理性自身的“病毒”？由此而来，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我的身心灵问题反而缺乏某种超越性维度的参照？

但是，无论如何，本次疫情带来的巨大重创、伤害之外，我们应看到公民德性意识的呈现、对公共秩序的尊重与维护，对他者的责任与善待，对个体自我身心灵的均衡考量与重建，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志愿者”的默默奉献，应当说为国人赢得了人性尊严。

疫情终将过去，我们终将注目于小康社会共建，经过本次“疫情”的洗礼重创和惨痛教训，我们自然不会止步于“耳目口腹之欲”的狭义建设，而会更多承继上述之公德意识及其民众的公意参与，注重对于多元他者的敬畏、尊重与责任，同时关注个体自我身心灵的平衡与塑造。基于此，我们将自信而又尊严地走出富有特色的“既中国又现代”的自由之路。但是，可能需要留意的是某种“反弹”：大家可以出门之后拼命地挣钱、拼命地游玩，克制之后对于利益、权力的角逐更加贪婪，这说明我们本次战“疫”的深层失败；作为生者，我们将愧对于那些来不及告别的“逝者”，以及两个多月来大家的悲歌、热忱与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