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在线 | 周治华：在英雄与凡人之间

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小时代”，拒斥宏大叙事和崇高理想，没有人类前途和家国命运的忧思；我们在意个人的感受和欲求，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追求自己的“小确幸”；我们甘于做平凡的人，不要求自己崇高，也不觉得这个时代需要彰显崇高价值的英雄。或许，这恰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然而，“小时代”也让一些人相信每一个人都平凡如己，每一个人都“只追求凡人的幸福”，甚至历史上那些被我们称颂为英雄的人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不仅“去崇高”，而且否定崇高；他们不相信英雄的存在，甚至恶搞、诋毁英雄人物。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使我们每一个人直面病毒的致命威胁，也使我们每一个人置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疫”。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硝烟滚滚，但我们看到了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们是义无反顾奔赴战斗最前线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医护人员，是坚守岗位、日夜奋战的公安干警和社区工作者，是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快递小哥、餐馆老板……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阻隔疫情的坚强防线，让我们见证了一种不只追求凡人幸福甚至舍生忘死的崇高。他们不就是展现“生活上的战斗性和奋斗性”（贺麟先生语）的英雄吗，不就是我们内心无法拒绝给予最高敬意的英雄吗？如果没有这些冲锋陷阵的抗疫英雄，我们有可能取得今天的重大阶段性胜利吗？历经这场战“疫”，我们或许会更深刻地理解“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默默为我们负重前行”，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对于那些否定崇高、不相信英雄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反省和真诚，或许可以套用一个流行语说一句：“我又开始相信英雄了”。当然，他们还可能追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敬仰和称颂英雄？

一个人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首先是因为他的行为令我们心生钦敬，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那么，英雄的行为是怎样的一种道德行为？现代道德哲学通常将道德行为分为必须的、禁止的、允许等三类行为。显然，我们称颂的“最美逆行者”，例如一个上海的医生自愿申请加入援鄂医疗队，其行为从道德上来说不属于禁止的，也不是必须的，只能是允许的。然而，允许的行为，实际上也意味着道德上无足轻重的行为。1958年，英国哲学家厄姆森在《圣贤与英雄》一文中批评这种三分法存在明显的缺陷，认为还有一种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行为类型。英雄的行为就属于此类：它是道德上值得赞许的、有价值的；但又不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做到也不必承受责难。在厄姆森这一观点引发的讨论中，英雄行为所属的这一类道德行为，被称为“份外行为”（supererogation）。由此，正如我们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看到，个人的道德行为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人之为人所应当履行的自然义务（例如不伤害）；社会基本结构、制度性安排所确定的职责义务；职责以外可以自愿选择做或不做的份外行为。罗尔斯解释说，“诱人的份外行为也是属于允许的行为一类，像仁慈和怜悯、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行为等等。做这些行为是好的，但并非一个人的义务或责任。”我们可以要一个人履行自然义务和职责义务，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谴责他没有履行这些义务。但份外行为不是这样可以强制要求的利他主义义务，从而更加显现出道德上的自觉和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护人员主动请缨、逆行援鄂的行动，就是自愿选择了份外行为，或者说把份外行为当作自己的职责义务，从而呈现为英雄的行为。

但正如很多德性伦理学家所指出的，份外行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对于英雄的敬仰。道德上的肯定和赞扬，不仅来自于一个人的行为的正面评价，更有可能缘于其行为所彰显的卓越品格，亦即美德。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医护人员的职责，那些不曾逆行的医护人员只是履行职责义务，何以也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履行职责义务意味着享有对应的权利，做好本职工作是追求个人幸福的组成部分。但对于警察、消防、军人这样的职业来说，可能需要牺牲自身的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以履行职责义务。因而，一个人自愿选择并且不懈坚守这样的职业，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时挺身而出的承诺和担当，本身就展现出可嘉的勇气。那些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和逆行援鄂的医护人员一样是我们敬仰的英雄，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勇气。他们最是知道病毒的致命危险，却用坚守和逆行展现了抵抗痛苦的、危险的和恐惧的感觉的能力。这在德国哲学家包尔生看来是“尚武的勇敢”，“也许也是赢得人们尊敬的第一种德性”。不仅如此，这些坚守或逆行的医护人员身上还展现了包尔生所说的“文明的勇敢”。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反抗外部压力、保持自我真纯的力量，是“一种能平静而坚定地反对使人服从于既定习俗和权威的任何企图”；另一种是坚韧或坚持性，“是承受和持续地忍受为实现目标所必须的种种艰难和努力的意志力量”。勇敢就是英雄的美德。仅凭着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更何况医护人员如此全方位展现了勇敢的美德，更何况他们所展现不只是勇敢，还有忠诚、大爱、朴实、团结、乐观等美德。唯有捍卫住这些美德未来的生活才能够免于恐惧而值得期待。

无论是份外行为的自觉担当，还是卓越品格的真实彰显，抗疫英雄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敬仰和称颂。然而，我们还是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比如，“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再比如，“哪有天生的英雄，只不过是一群孩子，穿上了一身战衣，学着像前辈那样勇敢”。更有评论文章直言，我们不应该自我感动地将医护人员“英雄化”，不应该派发“英雄”标签。这些声音所传递出来的，显然不包含任何针对抗疫英雄的恶意怀疑，而是提醒我们英雄不过是挺身而出的凡人。即便那些医护人员已经是我们称颂的抗疫英雄，我们还是要看到他们作为凡人的那一面。这是不难理解的。英雄有铮铮铁骨，但也是血肉之躯。如果把抗疫英雄只是当作英雄，把称颂和赞扬当作对待抗疫英雄的最好方式或唯一方式，那么，他们是否被推向道德高地，从而开始承受一种要求他们把份外行为当作职责义务的压力？我们是否会以我们期待的英雄形象将他们“脸谱化”，从而疏忽甚至否决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表达和权益诉求？

抗疫英雄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致敬和讨论，使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英雄和凡人之间的距离和关系，似乎也使这个时代正在见证和经历一种英雄观的嬗变。我们崇尚英雄，也礼敬英雄。湖北武汉疫情持续好转以后，各地以最高礼遇最高规格欢迎紧急驰援的抗疫英雄回家；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各界民众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战“疫”中牺牲的英烈。抗疫英雄是真得英雄，他们值得致敬，也需要爱护。因而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安静舒适的休息场所，为他们开展心理健康评估和日常心理疏导；各地像对待亲人一样安排最好的疗养场所、最营养的特色美食迎接归来的抗疫英雄。确实，在英雄和凡人之间，不只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对于危机关头、重要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我们有意愿、也有必要把英雄当作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和尊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也应该把他们当作凡人，给予最深的理解和关爱。在英雄和凡人之间，存留一个宽厚的“回旋之地”也是必要的。这对英雄来说是存留追求凡人幸福的道德空间，对我们来说是存留成就凡人之英雄时刻的道德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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