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青年学者说︱王贺：文献学的旨趣、训练及学风诸问题

【编者按】

近日，《书目文献》就文献学的旨趣、训练及学风诸问题，访谈了2024年新澳彩全年资料青年学者王贺博士。此文不独对古典文献学、近现代文献研究有启发意义，事实上，因为文献学的研究，与文学、史学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因此其对这些相关领域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征得作者同意，我们特为转发这篇访谈，供广大读者参考。这里转发的是作者提供的修订稿。

王贺

学习文献学的理由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王贺：我接触“文献学”比较晚，是从大学四年级才开始的。从那以后，到硕士一年级、二年级，解志熙老师先后给我们开过《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1937-1949年文学史》等课，每门课都是以他刚刚撰写完成的专题研究论文、著作为基础开讲，他是很自觉地用“文献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受解老师和邵宁宁老师的影响和鼓励，我从那时候学习“文献学”的东西，一开始纯粹就是好奇，并没有所谓的“冷门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意识，然后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近代西北报刊，整理了一些作家、学者的集外文，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专题研究，还初步梳理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史（部分已汇入《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一书）。

但更深入地学习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是在跟陈子善老师读博以后。除了陈老师给我们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专书导读》等课程，他的文章、著作，包括私下里的谈话，时常都给我很大的启发（见拙文《陈门立雪小记》）。当然，说到对“文献学”本身的理解，可能一开始我也是将其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辅助性学科理解的，但现在不会再这么简单地看问题，而是倾向于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专业或研究领域，事实上，它和文学研究、史学等等领域的关系并不是透明的、天然的、理所当然的，恰恰需要我们重新想象、思考。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贺：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开设过“文献学”方面的课程，希望明后年可以给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开一门这方面的课。因我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没法回答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这一问题，但对于有意专攻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我认为，学习“文献学”，和学习西方文艺理论一样重要，“文献学”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文献”， 这不仅是文学研究需要具备的专业技能，一切人文学术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文献学关心、处理的“文献”，在文学领域是“文本”、“作品”或“研究资料”，在史学领域是“史料”、“证据”，彼此之间虽有不同，但分析、处理的方法和技术仍有很多相通之处，只不过这些年来，在我所在的领域（我们的二级学科，在政府部门颁定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叫“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于种种原因，后者一枝独秀、一家独大，而前者没能普遍进入大家的学术训练和思想视野。

我在别的文章里也说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献学和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研究虽已取得不俗成绩，但仍有许多人认为，文献学和一般的现代文学研究关系不大，而与古代文学、经学、历史研究更为相关，或者说，一个合格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只要学会利用文献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即可，并不必接受文献学的训练，当然，从事自己的研究也不必自文献学开始。” （见拙文《“数字人文”视野中的目录之学》）希望我们年轻一辈，能够扭转这些偏见、成说，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文献学的“学”与“术”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王贺：我自己比较偏向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当然也做了一点历史文献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博后阶段的工作，但无论是专书，还是文献资料集，都还没有全部完成。可是老实说，我并不认为历史文献学或文学文献学之间的区分有多么重要。文学文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不也是历史文献吗？非得是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的文献，才能称作历史文献吗？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我对版本、目录、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等传统的文献学所建立的每一分支几乎都有所涉猎，近十余年来也实际做了一些文献整理、研究的工作，以后或多或少还会做一些，可是，在近现代，其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或者让一些原有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比如辑佚需要重视“常见书”的问题，近人全集如何编纂的问题，“非单一作者文献”、“非正式出版物”、“集外手稿”、数据库的开发与利用等等的问题，这方面我都已经写过一些文章，但无疑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至于治学心得，当然还谈不上，但要说想法，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以后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

概括地说，对于近现代文献学的研究而言，我觉得，我们既要向古文献学学习，也要向西方语文学、文献学、古典学等领域学习，对很多近现代文献的问题的分析、处理，老老实实、朴朴素素、就事论事是需要的，但同时可能还要有更高的追求，从源头处思考、重新思考，不能太拘泥于古文献学、西方文献学等等的范围，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尽力融汇这几者，进而结合理论、方法层面的思考，提出一些新的观察和论述。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王贺：我前面已经说过，对“文献学”本身的理解，一开始我也是将其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辅助性学科理解的，但现在不再这么简单地看问题，而是倾向于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专业或研究领域，事实上，它和文学研究、史学等等领域的关系并不是透明的、天然的、理所当然，恰恰需要我们重新想象、思考。这方面也已经有人在专门研究了（参陈峰：《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总得来说，“文献学”不应该也不会是任何其他学科专业领域的附庸，而应该是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专门的一套研究方法和理论，当然文献学者内部并未就此达成完全清晰、明确的共识，但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比如这样提问：什么不是“文献学”？“史料学”和“文献学”有何不同？……即便就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工具，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更广泛的应用已经发生了，特别是在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也可能大家还没注意到，我也写了文章，不久会发表，这里就不多谈了。

至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前辈们已经做了很多定义，但随着传统的文献研究向近现代文献学的转型，肯定还需要发展，不断重新定义，我自己比较赞成史睿兄的定义，他提出，文献学研究应该包括文献的生产、流传与利用、管理三个方面，具体来说，“文献的生产包括著述、编纂、注释、校勘、修订等文献生成方式，文献记录、缮写、雕版、摹绘、复制、跨媒体转移的工艺过程以及任何一种方式或环节对于文本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文献的流传与利用应当包括传授、习得、诵读、编译等，也涉及文献的鉴定、消费和流通等社会性过程。”“文献的管理则是指对于文献内容的著录、分类、索引、重组；也包括文献实体的典藏、借还、装潢、修复、保存、禁毁等。”（见史睿：《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文献》2019年第3期）

至于它的瓶颈和困境，当然存在，许多问题现在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被传统文献学、古文献学的框子给框住了，一时半会不容易跳出来，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拿来主义”，但这个“拿来主义”不是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不加选择、随便翻翻，或随手引用、随意发挥，而是深入学习、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献学学术传统、范式、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把它们摆放在它们自身的学术脉络、原有的问题意识中去理解，既要“语境化”，也要“重新语境化”，还要“去语境化”，在一种比较宏大、远大的格局和视野中展开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这非常难，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去学习、体会，但正因为难，也更值得做，如果是批量生产、加工，在低水平的层次不断重复自己，即便隔三差五有文章发表，还是一个套路、一套流水线，又会如何呢？究竟社会要专业的学者干什么？我们的专业性又将如何体现？这些问题很值得大家一起思考。

青年学子如何学习文献学？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王贺：这里也许需要区分将“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课，和将“文献学”作为一个专业的不同，作为我们讨论的前提。因为定位不同，培养目标、方案等也有所不同。在现行的学科建设框架下，我自己可能还是在近现代文学研究这一专业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而“文献学”只是其中的一门课程，这门课在中文系、古籍所，也有同事专门讲授，可以让学生去修读。我们上师大虽然不是“双一流”高校，但整个中文学科包括文献学、语言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专业整体实力都很强，在上海仅次于复旦和华师大，有些领域可能不相上下甚至还要更好一些，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一批青年才俊，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石立善先生，真是天妒英才，他的去世令学界同人震惊不已，但因为他主要作经学文献和域外汉籍，职位也在哲学学院，生前我们交往并不多，但他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很多自己的文章，我都会去拜读。学校整体氛围很好，相信学生们可以受到很好的训练。

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无论是将其作为一门专业课，还是一个学科、专业，比较理想的、具体的学术训练，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对古文献学的初步掌握；二、对西方语文学、文献学、古典学等领域的初步了解；三、对近现代文献学，尤其近现代文献学史的脉络的把握；四，对数据库、“数字人文”、“数字文献学”等领域的关注；五，文献学理论、方法的习得；六，实际展开某一方面的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在实操、实作中训练自己。比较理想的学生是他的国文底子很好，外文也要好，最好是多学几门外语，只能看中文书，那太不够了。

其实，学生们只要有兴趣，有毅力，有志向，还没有被那些说做文献和当代社会现实没什么关系、做文献就是低人一等之类的说法完全俘虏，哪怕是“中人之资”，也完全可以进入这个领域，沉下心去，开始自己的探索，作出一番成绩。我们除了认真、负责地上好课，在关键的时候，点拨一下就好了。

当然也不必回避许多现实问题，比如发表难、查拍古籍包括晚清民国的旧书刊要花很多钱（现在有了数据库，要好很多）、从今年开始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就业难以及毕业后普遍收入较低等等或大或小、或新或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普通人，不要装大师，要和学生一起诚实地面对这些难题，不能因为自己走过了学生阶段，有点人模狗样、踌躇满志，就不知道做学生的苦。话又说回来，好的学生，他的学习是很自觉的，他有什么想法、读书心得、写了文章，会主动地跟老师讲，然后我们就可以探讨，互相学习。

我自己可能比较幸运，遇到的对我影响很大的几位老师，几乎从来没有摆出过一副以学术权威自居、所见所言皆为真理毋庸置疑的面孔，更不会斥责、辱骂学生，让学生在一个普遍“低自尊人格”的环境中更卑伏到尘埃里去，不敢发表自己的创见或者一些可以发展为创见的、模模糊糊的想法，我们可以说是“谊在师友之间”，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氛围非常轻松、愉快， 时常能够体验到犹如《论语》所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那种感觉，更不乏“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刻。我也有好几篇文章，就和陈老师的看法不同，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对他的学术判断的直接商榷，在别人看来，属于大逆不道，但老师兼容并包，宽容无似，从不以为忤。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对一个学者表达敬意最好的方式不是肉麻地吹捧、随声应和、无限崇拜或建立宗派、门户等等，而是严肃地、认真地对待其学术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更新，将对某个问题、某一方面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学术上有争论，有异议，有不同的声音，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但并不因此降低我们对老师和其他的前辈学者、同辈学人怀有的“温情与敬意”，才是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根本。这一美好的传统，也希望在我自己这里能够延续下去。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王贺：就我所知，“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一般是各类学校、出版社、报刊社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和其他放在中文系、古籍所的专业（如中国古代文学等）的学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其论文写作、发表的难度，可能要较其他专业高一些。研究、写作方面不用说，很多人包括我本人皆视“三古”为畏途，相关领域出现的第一流的研究成果，也被普遍认为代表了中国学者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最高水平，其难度可想而知；发表方面，专门发表古文献学成果的刊物好像不太多，近现代文献方面的刊物也不太多，但不是还有学报、综合类的社科刊物么？有一些学者主办的学术集刊么？不少学术集刊的水平很高。这些都是我们发表的园地。

从今年开始，我和陈老师也将为一个刊物主持“近现代文学与文献”专栏，欢迎大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在读的硕博士生投稿。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尽可能减少一些门户之见，或对出身、学历、职称等等的看似“合理”其实十分荒唐的要求，尽力做到惟文是举、惟才是举，切实有效地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培养这方面的后进。我和朋友们合办的《アジア評論》以后也会酌发一些这方面的高质量稿件，工作语言可以是中文、日文、英文等。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同事、同行有很多已经是90后，而学生大多都是00后，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和专注、努力取得的成果，应该有发表的空间，有被大家看到的可能。

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文献》《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典籍与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侧重发表古文献学论文的专业刊物，以及《文学评论》《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较综合的专业刊物，能够多开放园地给近现代文献研究者，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文献学”都不应该是“古文献学”的代名词，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对近现代乃至当代文献的研究，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只不过由于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同，研究的重心不同，有时甚至纯粹是因为讨论的方便，才有了文学文献、经学文献、历史文献、哲学文献或古代文献、近现代文献等等的分别，但无论是我们本国的漫长的人文学术传统，还是欧美汉学的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一种对文学、历史和哲学不作明确区分的典型的语文学研究”（参沈卫荣：《人类会进入一个没有语文学的时代吗》，《文汇学人》2020年4月24日），至今那些享有崇高声望的、老牌的汉学刊物也还是这样，像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对上古文献的研究、韩大伟（David B. Honey）对经学文献、汉学文献学的研究，有不少就发表在这些比较综合性的专门刊物，如果是国内呢？我看有点悬。大家普遍好像都有种要把自己研究的某个极窄的领域变成“某某学”的冲动，一定程度上专业分化得太窄、太细，学术刊物也受此影响很大，这恐怕不利于学术研究的长期发展。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文献学”被建构为一个学科、专业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是很晚近的“发明”，但成为一个学科、专业，对它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完全是贡献，还有很多的限制和束缚，其间的成败得失，还需要我们重新估价，不能太乐观。

比批判更重要的是建设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王贺：这个问题可能太大了，我恐怕难以回答。仅就以我相对比较熟悉的近现代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来说，现在已经被开发出来、未来将会取得更大成绩的方面，正如我曾经在别处说过的，可能有三个：“其一是开始重视对档案资料、图像资料及其他此前较少注意及之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其二是有关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等的研究；其三是包括‘数字文献学’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见拙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但也不一定。关键就像胡适说的，“要怎么收获，先怎么载”，我们自己的研究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所贡献，真正将“文献学”的现代、当代转型落到实处，进而开创出新的学术格局。

不妨回想一下近现代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献学家，或者从文献出发做文学、史学研究的大家，哪一个不是在某一方面有所创造、独当一面？但这些创造，在他们的成果未发表、出版以前，要么大家都还没意识到，要么有一点儿认识，但也仅停留在感觉、印象的层面，没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因此也就只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既有专门的近现代乃至当代文献研究，也有以文献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比较实证主义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理论套文本”，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出发的，对一个或多个文本进行的文学批评，或是服务于一种理论的主观阐释。

当然文学研究也好，其他领域也罢，都还是有它的复杂性、特殊性，不只限于文献、实证，如果能将文献、实证和理论、方法的思考结合起来，可能更有贡献。我们的很多前辈学者，对文献史料的谙熟程度令人惊叹，在他们那里，文献史料已经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知识网络，可以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这样一种深厚的学术积累、功力，当然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训练、获得，但我觉得他们有时可能过于注重“文献学”的“实践性”的一面，而疏于考察其“理论性”，还没能发展出一种更具批判性、思辨性的思想视野，因此也就时常被人误会为饾饤之学、繁琐考证或无足轻重、无关宏旨、可读可不读的小文章，未来的“文献学”要有更大的发展，至少应该在这两个不同的、交错的维度进行探索。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王贺：如果只能推荐一本，那就是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去，可以读俞樾、叶德辉、陈垣、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余嘉锡、姚名达、张舜徽、陈寅恪、严耕望等近人的论著，包括当代学者的作品。但黄先生的这本《古籍整理概论》，写得要言不烦，实在精彩，虽然书名叫‘概论”，是一本了解古文献学的很好的入门书，但也不止是“概论”，不止是教科书，其中既有对前人学术遗产的承继和批判性思考，更有他个人积年的治学经验、心得，可以说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一本只有“干货”没有“注水”的好书，经得起我们的反复阅读、思考，也会启发、激励我们不断地和作者对话。

现在有很多人批评当下的学风如何糟糕、学术体制如何不尽人意、C刊等评价体系如何不甚合理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也是事实，但别忘了事情还有一面：我们每一个在体制中“讨生活”者，可能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共谋”、“同谋”。所有对外部环境、条件的批判，无一例外首先应该指向对我们自身的作为的批判。当一个自从评了教授就松了一口气、“诗酒寄余生”的人，讥讽年轻的同事、同行汲汲于发表文章、申请项目的时候，他难道就没有想过，正是因为现行大学体制、学术体制对教授们无法做出要求，所以才将制造“学术GDP”、“学术大跃进”的压力转嫁到年轻的老师和学生身上这一体制性、结构性的原因？我也很好奇，批评者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究竟付出了什么努力？有没有一次在院、校学术委员会或其他任何公开场合对这些政策的出台、畅行无阻提过反对意见，尽到自己作为前辈、“肩住黑暗的闸门”、让自己的同侪“到光明的地方去”的本分？当批评者自己利用人脉、为学生向核心期刊推荐稿件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被挤掉的、那些没有被老师推荐、同样也写得很好的学生的论文的命运？有没有考虑过一丝一毫的学术正义、伦理、规范？真正的问题难道出在C刊、SCI等评价体系吗？“暗网”上可能每天有人在犯罪，在进行罪恶的、惨无人道的交易，但我们能因此就说互联网是一个将我们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邪恶的发明吗？

也因此，就像萨特所说，有时候我们不能选择自己会遭遇什么，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换句话说，对现有的学术体制乃至政治生态、社会环境的不满和批判，不能成为我们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降低要求、标准的借口，我们恐怕也不能总以“古今之变”还在进行、所为仍是“过渡时代的学术”这类光明正大的理由为自己卸责。从中国历史、学术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又有哪个时代是适合做学问的时代？不适合我们就不做了吗？不好好做吗？难道让后人想起我们的时候，只想起满地鸡毛、蝇营狗苟和党同伐异吗？

当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每一时代都有自己要面临的学术、思想难题，要说悲哀，可能就是我们80后这一代人，已经看不到那些老先生了，没法切身感受他们那种纯粹为学问奉献一生、全身充盈着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气息了，这是真正的悲哀，但不断地和包括黄先生等人在内的先贤、先进对话，也许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学术研究中有时难免产生的焦虑、虚无抑或可能产生的幻灭之感，建立、强化自己投身学术工作的信心，还可以帮助我们自己逐步确立研究的主轴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努力作出一些新的开拓。

学术研究，说穿了，不就是和前人、今人之间不断的对话么？在一定程度，我们选择和谁在对话，不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的境界、水平么？

受访者简介：

王贺，文学博士，2024年新澳彩全年资料中文系青年研究员。2012年9月起至高校任教。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与文献研究。现已发表《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流动的文本 可疑的“佚书”》《目录学向何处去》《从“研究资料集”到“专题数据库”》《“非单一作者文献”与全集编纂》等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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