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文明 | 陈泽环：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 ——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

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

作者简介：陈泽环，2024年新澳彩全年资料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明指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根柢与经脉论”的提出，启示着伦理学界在当今文明互鉴的时代，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以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传统美德为根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实现相应的转变：以文明观为重点，把文明观与社会形态观、大文化观与小文化观、大伦理观与小伦理观结合起来。

〔关键词〕中华文明  大文化观  伦理学研究  公民道德

在以上概括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鉴于 “经济全球化”等现实，当前我们在理解和处理文明的一元与多元、单数与复数、共同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多样性上。至于作为把握文明多样性的基准，主要应考虑其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独到精神特质或特定文化精神传统。这些论述已经基本从学理上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为什么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视角现在变得如此重要”的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于其他着重文明或文化之共同性（时代性）的理论框架，例如相对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小文化领域范式，突出文明或文化之多样性（民族性）的理论框架，把握人类创造成果之总体性的文明或大文化范式，对于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来说，在国内更有利于通过提高最广大公民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文明或文化认同以增强其国家和民族等政治认同，更有利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则更有利于我国通过文明交流互鉴，避免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有了上述学理基础，再来看这些重要的思想和命题，如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就觉得好理解多了。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与对这些重要思想和命题的理解，人们还可以从姜义华关于“中华文明的三大根柢与五个经脉”的研究中获得理论与现实的启示。在《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中，姜义华指出，由于不仅能够自觉地立足自己文明的根柢，而且能够对这一文明根柢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由大乱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和重建。……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有其黑暗与残酷的一面，但更有其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为一体的积极功能。……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此外，他还提炼了“中华文明的经脉”概念，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体系、话语体系等，即以人为中心重历史联系、重社会实践的知识谱系，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谱系，大一统国家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互助互惠型社会自组织的自我管理等，构成这个整体的主要经脉。这里，姜义华基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包含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般理念，把扎实的学理基础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和学术）方面，对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历史命运、当下发展、未来前景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特殊结构与核心价值，而且有助于伦理学界从“文明”即“大文化”的视角面对现实道德生活和从事伦理学研究。

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中，西方现代性往往用经济发展程度与“竞争性民主”与否来解释全球范围内东西方或南北两半球的矛盾。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文明基础，导致其现代性的人文内涵差异极大，在实现现代化时必须选择真正符合自己实际的道路；因此，与这种单一的现代性范式相比，坚持“复数”的、多样性的文明范式显然有利于尊重和保护各国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情感、信仰、价值追求以及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由此，鉴于汤因比对必须研究世界多元文明之构成的阐发，亨廷顿关于后“冷战”时代多元文明在国际关系中重要地位的强调，姜义华指出，文明问题之所以在当今时代凸显，原因在于“知识、文化、科技、信息的霸权及鸿沟正深刻改变着全球竞争、全球控制、全球治理的态势与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缺乏足够的自省、自觉和自信，势必难以避免成为某些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精神俘虏或屈从者。……这反过来告诉我们，文明的自省、自觉和自信，绝非是可有可无、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应该说，这就是他高度重视当今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中华文明的根柢和经脉作出特殊解释的社会背景即实践要求，包括对强化国内公民的文明与文化认同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在国际上各国在文明问题上交流互鉴必要性的阐发，特别是对一些人对中国发展成就视而不见，对中国道路不屑一顾之错误的揭示，在国内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于其“中华文明的根柢和经脉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基于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姜义华也有这样的提示：“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史学界曾经激烈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最终几乎都以无解而搁置。原因何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年来我们对中国历史做出的解释，一些基本根据、基本前提、基本框架起初大多是从西方来的，是经过日本阐发转输而来的；后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好多也是经苏联诠释转输而来的。”虽然这些新的观念和分析框架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妨碍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当然也使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中付出了代价。为此就有必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的不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和平面历史观，在深化研究中推进史学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的创新，建立一种合乎中国历史实际的历史观和文明观。至于其“中华文明的根柢和经脉论”之目的就是要寻找一种能够比较客观地说明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新框架，还中国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可以说是姜义华“中华文明”观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实质所在，它强调要有一种新的“大历史观”即一个宏大的文明观：立足现实，从扎实了解中国的基层开始，努力达到对中国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全面、系统了解，认真研究世界和其他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并在对中国和世界的过去深刻了解之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以实现历史学的思想、理念、表达形式、传播路径等的创新。总之，这是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它把回顾往昔、立足现在与开创未来作为一个整体，把立足中国、环顾世界与纵观古今有机结合起来。

姜义华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和经脉论”的基本规定、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想的阐发，显然也十分适合当前伦理学界面对现实道德生活或从事伦理学研究的挑战与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展开的，由于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出现，作为后发的中国现代化一开始需要更重视文明和文化的共同性（时代性），但在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必然要更强调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性）。按照文扬的观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说，现在“西方化所能提供的现代化动力即将枯竭，必须越来越多地转向本土化的现代化”。因此，从社会背景即实践要求的角度来看，当前伦理学界确实应该主要从“文明”即“大文化”视角关注公民道德建设和从事伦理学研究。我们有必要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之重点上实现相应的转变：从社会形态观转向文明观，从小文化观转向大文化观，从小伦理观转向大伦理观。一般来说，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原先主要是依据社会形态理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进行的，它把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文化作为外在于经济与政治的一个社会子系统，受经济与政治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与政治，因此是一种小文化和小伦理观。这种小文化和小伦理观重点强调文化和伦理的共同性（时代性），主要适用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起步”阶段引进先行现代化国家积极成果的要求；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完成”阶段则要求更多地立足自身文明、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根基，因此它更需要突出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文明观，即强调文明、文化和伦理之多样性（民族性）的大文化观和大伦理观。

在论证了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视角的实践必要与学理基础之后，人们就更容易理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要求；或者反过来说，意识到了“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人们就会更自觉地基于大文化观和大伦理观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如果放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那么就可以说21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中华民族将最终告别近代以来在现代化上的落后状态，实现伟大复兴。自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到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不断提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为弘扬，崇尚英雄、尊重模范、学习先进成为风尚，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大大增强，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高，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当然，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我们在生命理念、社会公德和治理伦理等方面还需不断努力进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世纪的道德进步毕竟为把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全面的认识并保持充分的信心。

基于文明和文化问题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鉴于文明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笔者认为特别有必要通过对两个“纲要”文本的简略比较，进一步认识“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在此应该承认，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经倡导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映在其文本中主要有三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总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直接相关文字虽然不到一百，但其“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思想理念和行动要求已经是十分明确的。而不同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直接涉及基于“中华文明”倡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的论述共计约540字。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统计和比较两个“纲要”的相关字数太机械外在了，并没有什么思想、理论和学术意义。但笔者认为，人们不应该这么简单地否定它，其实字数的增加变动正是现实道德生活变化发展的反映。这就是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本变化不仅展示了时代道德的进步，而且也体现着伦理思想的深化，其蕴含的学理基础反映了“文明”即“大文化”视角或范式在当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深化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大为提高，一种相关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也正在实现：以文明观为重点，把文明观与社会形态观、大文化观与小文化观、大伦理观与小伦理观结合起来。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充分理解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头活水的“根柢与经脉”地位。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凝结着当代中国人民的辛勤汗水，而且也凝结着中华文明的智慧精华。至于就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的传承发展而言，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就在于中华文明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等社会观念和理想；“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传承发扬了中华文明“重民”“安民”的民本传统；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文明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和“仁义礼智信”德性的现代升级版；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体现了中华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天下太平”思想的升华光大。基于这样的认识，为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同时，我们要特别重视“引导人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作为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应该深入理解“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继承发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和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思想理念和传统美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自觉传承中华孝道；研究制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社会礼仪、服装服饰、文明用语规范，引导人们重礼节、讲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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